18世纪法国乃至欧洲的“中国热”催生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文字作品，包括小说、戏剧、哲理散文、政治经济论著等。此外，在18世纪获得长足发展的传播媒介——期刊，也深刻反映了欧洲文人对中国的兴趣。中国信息在18世纪法语期刊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200多种刊物中的时事报道、图书书评与论文杂记，折射出西方读者对中华文化的关注焦点，刊物撰稿人也通过期刊文章塑造和传播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与中国观。

　　时事信息传播中的欧洲视角

　　中国相关的时事信息多见于法国或欧洲各地区的“公报”与“通告”中，尤以《法兰西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为主，这一“法兰西王国政府的喉舌”很好地反映了数十年间法国官方对中国关注焦点的变化。1720年之前，《公报》中相当一部分中国信息都与宗教事务相关，尤其涉及欧洲的礼仪之争。尽管礼仪之争于1744年以耶稣会的失败而告终，但《公报》对于宗教事务的关注却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但1750年前后，较之于宗教事务本身，《公报》撰稿人更关注中国的传教士与基督徒的境况。18世纪下半叶，与中国相关的宗教事务报道愈加减少，与此同时，报刊中的商贸消息明显增多。不论是《公报》还是欧洲其他国家的公报与地区通告，都频频在列举东印度公司货物时提到中国商品，并时不时谈及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与关系。

　　时事报道中的中国信息大多较为简短，文字相对客观，作者并不会加入过多的评论，而且这些信息的选取都与欧洲有一定的联系。即便是关于中国境内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报道，撰稿人突出的也是这些事件对境外贸易以及欧洲传教士境况的影响。虽然18世纪法语期刊撰写时事信息的本意并非是为了报道中国相关事件，但间接地起到了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信息的作用。

　　法语期刊中的图书评论

　　启蒙时代的法语期刊不仅是中国信息的传递者，还因其撰稿人为新近出版物撰写书评而成为了中国图书的传播者。这些书评大多发表在诸如《百科全书报》《文学、科学与艺术报》《欧洲学者著述之理性丛刊》《文学年鉴》《文学通信》等文学期刊中，这些刊物以提供“文学共和国”的新资讯以及统计欧洲的出版物为己任。

　　刊物撰稿人予以关注并加以摘录、评论的中国相关书籍中，既有西方文人、汉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哲学、游记作品或编著的合集类作品，也有中华文化典籍的法译本。据笔者统计，18世纪欧洲法语期刊中的书评完全或部分关乎中国的图书共80部，其中游记与合集类作品占图书总数的21.25%，居优先地位。

　　期刊为之撰写书评的中华文化典籍占以上图书总数的8.75%，包括《赵氏孤儿》《尚书》《中国通史》《好逑传》《御制盛京赋》《中国兵法》（其中包含《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以及卫方济所译的《中国六经》（内含《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小学》）。这其中既有儒家经典，也有历史著作、兵家典籍与文学作品，经史子集四类图书均有涉及。

　　作为图书出版商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期刊的书评作者通过对中华文化典籍的介绍、摘录与评论，试图为读者塑造一个他们眼中的中华文明，他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反映出18世纪法语读者的兴趣、品位以及绝大多数文人学者的观点。

　　不同刊物为同一部中国典籍所撰写书评的篇幅长短以及书评数目、节选内容的差异是我们深入研究中华文化典籍在18世纪欧洲社会传播的必不可少的线索。比如法国重农学派学者尼古拉·博多与杜邦·德·内穆尔在《公民报》中为《尚书》撰写书评共8篇，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文学刊物为《尚书》所作书评的篇数，并在书评中大量摘录了宋君荣《尚书》法译本，这无疑表现了法国重农学派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尽管书评作者在摘录原文时进行了精心的筛选与改动，但读者依然可以从中较为充分地了解《尚书》的主要内容及重要篇章。

　　知识与观点的传播

　　18世纪的期刊具有双重价值，“既是一份时事信息印刷品，又是知识积累的档案馆”。中国知识的传播，一方面，有赖于以概括图书主要内容和摘录书中原文为主的书评文字。大段的摘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传播知识的目的。举例来说，《文学艺术共和国新闻》在1787年为格鲁贤的《中国通览》撰写书评，作者在书评中概述了《通览》每一卷及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土、首都、物产、帝王权力、官员、治安、赋税、商业、行政以及艺术，由此向读者展示了中华帝国的各个侧面。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的传播，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也依靠一些专业刊物的介绍，比如《经济杂志》分别于1755年和1758年介绍了中国的牛痘以及中医脉学理论；《理论与实践医学论集》于1782年谈及茶叶的功效；1758年的《物理与博物志丛刊》刊登了介绍中国墨水、印刷术以及书籍装订的文章，另有文章谈及中国的瓷器制作技术以及养蚕技术。

　　不论是以概述与摘录为主的书评，还是专业刊物中的介绍，18世纪期刊中的中国知识在内容上虽无新意，但因书评所摘录内容系经过撰稿人的筛选，甚至是改动，它们也反映出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焦点。

　　18世纪虽有相当一部分期刊仅满足于传播既有中国信息与知识，不掺杂任何主观评论，但也不乏有着鲜明立场与观点。他们在传播信息或知识的同时，也在向读者传递着自己的观点。比如狄德罗的好友格里姆所创办的地下刊物《文学通信》，其中的中国图书书评，几乎没有原文摘录，内容概要也是寥寥数语，大部分的篇幅都留给了主编格里姆自由发挥，阐发他对中国文学作品、文化典籍、中国政治与道德，乃至西方“中国热”的思考。又如，重农学派的官方刊物，因其主创人员对中华文明的极度推崇，甚至被视作一份“颂华刊物”。

　　作为18世纪迅速崛起的信息传播媒介，法语期刊在中国文化与文学西传欧洲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刊物撰稿人以新近出版物中的中国信息与知识为基础，以自己或刊物的立场为指导，对已有信息进行选择、整合与思考，而后向公众传播有关中华文明的知识和见解，他们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及他们的中国观通过期刊在18世纪的欧洲社会广泛流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世纪欧洲法语期刊中的中国形象研究”（17YJC752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