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霞:《教育敕语》是日本畸形的社会伦理产物
2018年03月05日 08: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5日第1403期 作者:周晓霞

  2017年,日本森友学园旗下塚本幼儿园推行“尊皇”、“爱国”教育一事,以及安倍内阁成员拥护敕语精神,并表示不反对各学校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的一系列举动,使得《教育敕语》再度成为日本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和批评的焦点。这些歌颂和“复活”《教育敕语》的言论及举动所暴露出的是,二战后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教育敕语》为代表的一套迷误日本人的“国家哲学”一直未被彻底地清算。

  《教育敕语》的发展过程

  自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以西方列强富国强兵的现实经验为其取向坐标,推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迈向现代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势必也会引发现代化与传统的价值观混杂的局面。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使得此前长达十多年之久的甚嚣尘上的德育论争告一段落,由此确立其后日本学校教育的根本方针,即“义勇奉公”、“扶翼皇运”的国家主义教育。《教育敕语》颁布后,文部省要求各小学校长、教员及学生在特定的节庆日向奉安殿中天皇和皇后的写真行敬礼,并奉读《教育敕语》,校长则根据敕语精神来对学生进行训示。《教育敕语》作为近代日本天皇统治的重要支柱,对战前、战时日本国民精神的塑造与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神道中对于皇室祖宗的追念以及对天皇的忠诚结合起来,形成了民族的神圣使命意识,为日本培养出庞大的“忠孝”国民群体。正是由于“忠孝”国民群体的存在,日本才得以实现举国一致,并发动了一连串的对外侵略战争。

  自日本战败投降后,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极大的冲击,其中尤其以19世纪末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教育敕语》为制度依据和精神支柱的“国体”观念受到的震荡最深,特别是作为“大日本帝国核心”的《教育敕语》建构的“意义”世界随着战败而逐渐瓦解。战败后,美国教育使节团、日本教育刷新委员会、贵族院和众议院等纷纷围绕教育敕语问题进行了各种讨论,且文部省也颁布了相应的措施对敕语作了一定处理。如1946年3月颁布了“国民学校施行规则”,删除了在仪式等场合奉读敕语的规定,并在关于中等程度学校的规定中删除了“教育要遵循教育敕语宗旨”的条文。这些立法及行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敕语》在学校教育中的崇高地位,但不难看出,多数行政措施其实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被动、消极推行的,日本政府更是自始至终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沦为右翼势力的工具

  《教育敕语》被废止后,日本朝野间关于教育敕语问题迭有讨论,而一直持续至今的歌颂和复活《教育敕语》的言论和著作更是不胜枚举。“复活”论者们普遍认为,《教育敕语》已经成为很多日本人日常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它的废止使得不少日本人感到他们的道德生活出现了一种空白,并导致战后日本道德价值的混乱失序。他们极力主张,《教育敕语》中包含着普遍的价值,依然可以作为战后日本人的“道德准则”。

  2017年,教育敕语问题发酵之际,针对来自日本民进党、共产党等国会议员的质疑,安倍内阁成员进行了答辩。他们反复强调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由于战后《日本国宪法》及《教育基本法》的制定,《教育敕语》在法律上已丧失了其效力,但在不违背《日本国宪法》及《教育基本法》基本理念的前提下,《教育敕语》可以作为教材使用,并不禁止在早会等场合进行奉读;第二,将《教育敕语》作为唯一的指导原理是不允许的,但可将其作为指导原理之一运用于道德教育中;第三,学校及所辖的教育委员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可选择《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如果使用不当,所辖教育委员会应予以恰当指导;第四,《教育敕语》中包含着普遍的价值,例如“孝于父母”、“夫妇相和”在今天也是通用的。这些很成问题的论调反映了敕语“复活”论者们的普遍态度。在安倍政府加紧强化“爱国心”教育步伐的今天,《教育敕语》依然被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用作解决日本人精神诉求的思想工具,成为他们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

  《教育敕语》“复活”的深层原因

  倘不细察,是无法从字里行间寻出敕语“复活”论者曲解历史事实的蛛丝马迹的。1946年10月8日颁布的“关于敕语及诏书等的处理”的文部次官通牒虽然否定敕语作为战后日本教育的唯一指导原理,但当局将之作为指导原理之一仍可在战后日本教育中发挥作用的态度,为敕语“复活”论者们篡改历史真相提供了论据。又如,1948年6月19日,日本众参两院迫于美国占领当局压力,相继通过了《关于教育敕语等的排除决议》《关于教育敕语等的失效确认的决议》。众议院的决议认为,以《教育敕语》为代表的诏敕违反了日本宪法第98条“违反宪法条规的法律、命令、诏敕及关于国务等其他行为的全部或是一部分不再具有其效力”的规定,因此予以“排除”。而参议院却作出说明,强调参议院决议案的性质是“为了确认教育敕语等的失效,并非是指教育敕语等在今天开始被废止、或是被排除……本决议案并非言及与宪法第九十八条第一项的关系”。差异如此明显的两份决议案为战后敕语“复活”论者们肆意歪曲历史事实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文部省发布的通牒及众参两院的处理决议,不仅没有彻底删除《教育敕语》,反而促使战后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通过对决议及通牒进行同文异取,歪曲篡改了《教育敕语》违背宪法的历史真相,并遮盖了《教育敕语》背后的病症。他们用敕语中“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具体的道德条目来强调敕语所具有的普遍性、真理性,却一直回避对敕语核心部分——忠孝伦理的反思。这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虽然舍弃了“忠孝”伦理的语句,但却用天皇是“道德性中心”、树立“爱国心”、“敬爱天皇”等逻辑对“忠孝”伦理进行改造,并以此来淡化、稀释“忠孝”伦理在战后日本道德重建中的恶劣印象,使“忠孝”伦理得以在战后继续“长存”,力图环绕着天皇来凝聚战后日本的国家、思想认同,打造出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民。他们通过修复、再版《教育敕语》结构的基因,意图使敕语的基因逐渐固着于战后日本人的身心,成为他们的价值基线。

  自日本战败以来,朝野弥漫着对《教育敕语》所抱持的“乡愁”及恋执敕语精神的情形,所透露出的是在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进程之中,“去教育敕语”几乎从未成为社会的共同议题。这不仅与占领期日本当局对《教育敕语》处理不彻底有极大的关系,而战后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由于他们未能脱离战败前的伦理问题脉络,才使得战后的日本人无法从《教育敕语》精神的窠臼中跳脱出来。这不仅造成了战后日本民主社会伦理道德的畸形发展,而且这一积半世纪沉淀的渣滓也成为日本错误历史认知的迷谬之所在。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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