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俄罗斯汉学和东方学的奠基人，汉学家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1777—1853）曾作为俄国驻华东正教团第九届团长在北京居留过较长时间，发表和出版了近百种关于中国的作品。他是俄国驻华东正教团百年史上第一个用俄文向俄国社会各阶层广泛介绍中国的学者及其学术成果的人，改变了俄国人通过翻译其他欧洲国家传教士作品认识中国的局面，是俄国汉学诸多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比丘林对中国的研究细致而深入，较好地利用了中国的重要典籍，为后来的俄国汉学家们提供了史料方面的可靠依据。在他的研究生涯中，让俄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是他整个汉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反对中国文明西来说

　　比丘林反对欧洲当时流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坚持中国本土文明说。他表示，“中国和印度、阿拉伯一样，有着自己的神话传说。在这些传说中，有些内容关系到中华民族的起源，即从野蛮状态过渡到游牧生活，然后再过渡到定居生活的状况”。他认为中国人出现的时期接近于圣经中的大洪水年代，中国人的祖先自古以来分散居住在北京到扬子江之间的大地上。他描写了黄河流域的氏族社会，“公元前29世纪的时候，在向东流入大海的黄河流域出现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共同语言的氏族家庭。他们逐渐形成在首领领导下的小型社会……这就是关于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著名传说，而历史事件本身证实了这些传说的真实性”。

　　17、18世纪的欧洲入华传教士基于自身信仰和传教的目的，认为《圣经·旧约》中的“示拿平原”是人类的最初居住地，经过巴比伦塔语言变乱之后，人类操着不同的语言分散到世界各地。按照他们的理论，中国人也包括在内。此后，欧洲学术史上关于中国人及其文明来自埃及或巴比伦的论断一直持续到20世纪。比丘林在自己著作中不但批评了当时欧洲流行的中国史著作在史料来源方面的错误，而且以自己基于中文史籍的著述向俄国民众描述了一个东方民族和它的悠久历史，进而驳斥了中国人及其文明外来说。他不但肯定了黄河流域南北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早期的国家社会情况。

　　比丘林把中国的文明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从文字的发明到毛笔和纸张的出现，即从远古到公元前2世纪；第二阶段为公元前2世纪到宋初胶版印刷的出现；第三阶段为从宋初到清代中后期。在第一历史阶段中，有巢氏教人们建造窝棚；燧人氏利用摩擦发现了获取和使用火的方法；仓颉找到了把自己的思想用符号传达给别人的手段；而尧和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立法者。

　　比丘林将中国的儒家学说叫作儒教，并且称之为“国教”、“政府的宗教”、“全中国人的宗教”，因为“所有担任国家职务的官员都必须遵守已确定为国家法律的儒教之规章制度”，而且“它的纲常伦理也是自古以来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遵守的”。

　　比丘林认为儒教在中国人的信仰中居于主导地位。他把中国人的祭祀礼仪和祭祀行为称作“文人宗教”。祭拜上天、祭拜世上的神灵和祭拜先祖一样，都属于中国民间宗教的基础，而后来又增加了对道德高尚者的祭拜。

　　就儒教的起源来说，比丘林认为它“产生于人类本身”。他说儒教是中国人“敬神和道德方面的某种思想形式”，“它是一种学说，一种流派，是一种宗教学说在仪式与教理精神方面的阐述”。

　　比丘林还清楚地看到了儒教的社会功能，认为儒教的道德说教以自然法则为基础，而儒教的规则组成了国家行政管理的基础。

　　他说，“作为‘学说’和‘流派’的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即人生来就有一颗未被破坏的心灵。人的心灵本来就铭刻着自然法则，人的行为也应该与它协调一致”。

　　关于中国人的哲学，比丘林认为《易经》里就有了哲学的萌芽，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伏羲帝用八卦图表达了有关神和自然的思想，八卦图的每一条线都包含有完整的思想；后来，炎帝对八卦系统里的卦做了修改；再后来，周文王为八卦撰写了新的原理，做了新的阐释，周文王的儿子周公也同样对八卦做过新的解释；最后，孔子又增添了自己的解说。

　　比丘林还在《中国民情与风尚》里讲到了中国的历法，介绍了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等，翻译了《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详细介绍了代表中国天文历法知识的农历。

　　无论是对于中国人的起源和文字的发明，还是哲学与历法，比丘林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了他的个人观点，那就是中国人起源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大地，有自己的文化，从而反驳了一直流行于欧洲学界的各种中国文明西来说。

　　对汉学研究贡献难以估量

　　比丘林以其丰富的汉学研究成果，在19世纪的俄国东方学领域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他的汉学研究自始至终根植于中国典籍，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他所奠定的俄国汉学传统与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文学特点不同。当时欧洲汉学以传教士和旅行家的文学作品为主，是作者们的所见所闻，甚至道听途说，而比丘林与后来的俄国汉学家基本上是以中国典籍为基础，较为科学严谨，接近现代学科研究规范。比丘林的学术眼光以及学术立场，不仅令俄国学者敬佩，还赢得了欧洲的尊敬，被欧洲学者称为“汉学泰斗”。

　　比丘林站在一个俄国人的学术角度，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描写了他所认识的中国文化，给当时的俄国读者带去了中国文化的信息，使俄国读者可以从欧洲作品以外的渠道认识中国文化。正如他所批评的：“如果我们还是盲目地重复法国人或德国人写的东西，那么，重复他们那些早已为人所知的文字将使我们永远倒退，而我们的智力将永远停留在模仿别人那些常常是奇怪而且荒谬的文字上”。

　　比丘林所开启的以中国典籍为基础的汉学研究，影响了当时以驻华东正教团成员为主的、研究汉学的学者。19世纪后半期出版的四卷本《俄国驻华东正教团成员著作集》里的作品就包含了以不同的中国典籍为基础的中国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研究。

　　喀山大学是俄国开展东方学研究最早的机构之一，1837年该校东方学系设置了汉语教研室，执教于此的俄国汉学家达尼伊尔·西维洛夫及其著作《中国儒道释三教简述》深受比丘林作品的影响，西维洛夫还在教学过程中翻译采用《道德经》《四书》《诗经》等中国典籍。曾随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来过中国的俄国汉学家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的著作《东方的宗教：儒、释、道》也深受比丘林的影响。

　　在俄国汉学史上，比丘林和他的后辈瓦西里耶夫以及彼得·伊万诺维奇·卡法罗夫被尊称为19世纪俄国汉学的“三巨头”，为俄国汉学超越欧洲汉学作出了巨大贡献。19世纪前半期被后人称为“比丘林时代”，19世纪后半期被称作“瓦西里耶夫时期”，他们共同为俄国汉学乃至世界汉学作出了价值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