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对北宋书坛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宋四家苏、黄、米、蔡无不受其沾溉。该时期书家通过塑造颜鲁公“书如其人”说的经典楷模，进而将“以人论书”的品评观念推向了历史的顶峰。而颜鲁公“书如其人”的典范为何在北宋得以空前树立？该范式又是如何推衍为“以人论书”的时代风尚，以及“以人论书”中“人”的内涵又是如何发展与演变的？这一系列的问题，便是本文的研究所在。
“以人论书”观在北宋产生的背景及缘由
将人与书相并而论，早在汉代扬雄就有“书为心画”之语，并由此进一步推断出，书家的人品、学养、情怀等内在因素，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书法品格的高低，这一论断便开启了“论书及人”的先河。其后，唐代柳公权“心正则笔正”一语更是将二者的内在关系进一步强化。但柳氏此言一出，该话题便被暂时搁置，这其中是何缘由呢？柳公权身处唐末五代的战乱时期，人们朝不虑夕、颠沛流离，儒家的道统思想早已被该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抛之脑后，试想，儒家道统领域的书品与人品又有谁会去关注。
至北宋，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人格化论书观念又开始得以延续，该时期的文人在书坛掀起一股以人论书的品评风尚，而且它的出现有着极强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其一，五代之乱，包括书法在内的一切文化艺术都遭到了空前的践踏。至北宋初期，尽管宋太宗大倡书学，但终未能使书苑摆脱唐末、五代衰陋之气；同时该时期书坛又为掌握文柄的权要所主导，进而衍生出一派“趋时贵书”的萎靡风气。面对书学的衰微，众多士大夫想到的不是去拯救、振兴书学，而是将书法作为投权贵所好，以满足自己政治需求的牟利工具。有基于此，书者的人格品操、责任担当便被提上了议程，独立的艺术人格成为该时期衡量书法作品优劣的重要参考标准。其二，北宋时期，儒学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潮。北宋文人们用儒家的世界观来匡定自己的言行。于是，他们不仅崇尚儒家的处世哲学，同时将其渗透到艺术领域，由此衍生而来的美学品格与精神内涵最终又塑造了宋人独具一格的审美观念。所以，儒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人格取向，成为判别书家书艺高下的重要尺度。
源于儒学复兴风潮的推动，再加上宋初书坛的衰微，以及书家人品、艺品的每况愈下，该时期的有志之士相继而出，一致倡导艺道合一、人品至上的品评观念。这正如唐代李嗣真《书后品》中所言：“德成而上，谓仁、义、理、智、信也；艺成而下，谓礼、乐、射、御、书、数也。”欧阳修是宋代新儒学的倡导者，儒家道统观念自然而然渗透到他的书学思想中来。他曾一度感慨书家人格修养的缺失：“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敝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又云：“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欧阳修认为，士人倘若“或弃百事”“但务于书”，是一种不太睿智的做法。
从“书如其人”到“以人论书”
基于北宋儒学的复兴，士人对书家的人品与书品双重珍爱，且尤重人品。因此，颜真卿忠烈严正的人格形象，以及筋骨独具的书法风格可谓珠联璧合，顿时在宋代书坛走红，成为士大夫心目中“书如其人”说的最佳典范，进而萌生了北宋书学中的“以人论书”观念。
颜鲁公“书如其人”的典范最初是由欧阳修塑造的。其宣扬颜氏典范的同时，实有宣扬德行、匡正人品之意，并阐发了自己文以载道、以人论书的书学观念，并且借自己宰相的政治地位加以推衍。他曾说道：“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划。”“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俗语云“爱屋及乌”，既然颜鲁公书如其人，人们在对其人品顶礼膜拜的同时，自然对其书法也充满了好感。继而欧阳修更进一步将书家品格在书法品评中的地位加以抬升。有学者认为欧公在此提出了一种“人格主义”论书观，将书家的人品凌驾于书品之上。士人基于对颜真卿等人人格魅力的格外钦佩，于是更加珍视他们的书法作品，或者说，即便他们的书法造诣不是很高，也能在书坛享有崇高的地位。欧阳修此言一出，承流接响者不绝。
颜鲁公书如其人的典范在北宋得到极好的塑造。《宋史》中也载道：“（姚兕）老不废书，尤喜颜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姚氏因仰慕颜鲁公的人品，而醉心于他的书法，这期间有着极强的“因人贵书”的品评理念。至此，北宋士人将颜真卿书如其人范式进一步延伸，由单一的讨论颜鲁公转而论及历代书坛名家，或直接阐发“以人论书”的观点。最终，以人论书的品评风尚席卷整个北宋书坛。
苏轼将书品与人品关系的论述推向了更广泛、更细微的理论层面。他认为通过发乎外端的人的容貌、言行，可直观到人的品质高下，进而类推到由具体的书作便可以观书者心象。又谈到：“凡书像其人……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在这里，苏轼再次直接肯定了书如其人的观点，在他看来书法的价值并不单单取决于作品字形的美丑，或者书家技艺的高低，更取决于书法作品内在的意趣、格调，是书家道德学问、人品素质在书作中的全面渗透。倘若书家丧失了这一核心因素，其书作“虽工不贵也”。
黄庭坚同样坚守着人格主义论书观，但他将“人”加以推衍，在书家人格、品操的基础上，又将书者的胸次、学养与书品相互观照。他称赞范仲淹：“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人品也，故余每于人家见尺牍寸纸，未尝不爱赏弥日，想见其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之间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在这里，黄山谷因对范文正公人品的钦佩，进而对其“尺牍寸纸”也爱不释手。之后黄庭坚通过自己尚“韵”的书学观念来阐发“以人论书”的书学思想，而这里的“人”的概念已超越了单纯的品格标准。我们知道，书法最忌一“俗”字，在黄庭坚看来，“韵病”与“韵胜”是书法“俗”或“不俗”比较客气的代名词，曾云：“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法作品能否以“韵”胜，自然以“脱俗”为先，而如何脱俗，则强调人格与学养的修炼，艺术与人格的统一。
另外，北宋书家在书法的品评中经常将形容人的外观以及品格风神的词汇借用来比喻书法，进而开启了“以人喻书”的品评思潮。苏东坡云“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他视书法的构成如同人一般，是人的各种品格的外化，充分肯定了人在书法中的主导地位。接着又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一文中指出“楷如立、行如行、草如走”，将书法的书体形象的“人性化”。朱长文形容怀素的草书“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这种“以人喻书”的方式，应该说是“以人论书”观念的自然延伸。他们成功完成了书法风格中人格意蕴到人品与书品的内在联系，再到精神品格对书法格调的导向作用，这一人格化论书体系的完美构建。
北宋颜真卿“书如其人”范式推衍而来的“以人论书”的观点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使书法的审美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北宋以后，承其余响者不绝，如南宋的姜夔、董逌，宋元之交的郝经，明代的张丑、文征明、项穆，清代的杨守敬、朱和羹等人都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儒学熏染下对书者人品与书品的双重观照。以至于蔡京、赵孟睥、王铎等人，因为人格上的污点，纵使在书法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仍不乏后人的批评之词。史学家范文澜称：“宋人之师颜真卿，如唐人之师王羲之。”正是源于颜鲁公书品与人品上的双重高度，最终换来了其在书坛的崇高地位。发展到当下，虽也有学者指责以人论书的片面性，但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染，这一观念不仅根深蒂固，也成为中华艺术的核心要素。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