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先生提出“劳工神圣”，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劳工神圣”的形象建构，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意义深远。回顾这一观念形成的时代背景，深刻理解其所蕴含的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变革价值，亦有助于理解百年来中国民众身份的话语变迁。

　　五四时期“劳动神圣”的崇高形象是由当时的知识阶层所建构的，是基于当时平等观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形成的，也与中国内在的勤劳自强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当时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主要是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变革急迫地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

　　“劳工神圣”是新文化运动发展逻辑的必然。新文化运动倡导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旨在造就新的国民，在于通过文化内容的更新来改造国民性与实现新民。而新民形成的目的是实现新社会，新社会形成必然要依靠新的政治伦理，新的政治伦理必须要有新的政治力量来调整、维持。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逻辑最终必然要走向政治伦理变革。搞大众文学、全民性的文学，最终就是为普通劳工和下层民众的觉醒提供文化资源。

　　“劳工神圣”也可以说是晚清至民国知识阶层在民权主义政治伦理指导下建构起来的。其时，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知识分子普遍主张民权。抽象来说，民是无差别的一种政治身份。但是，他们忽视了民是有职业差别的，这就导致他们提出的自上而下的民权主义在实践中效果欠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就是出于对曾经的民权思想在失望之后产生的愤怒和绝望，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痛恨到了极点、失望到了极点，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切入点。

　　现在看五四时期的期刊，对于劳工阶级政权的宣扬基本上是一致的。对“劳工神圣”的宣扬，确立他们在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上的制高点，其实是知识分子在寻找新的社会力量来实现新的社会发展途径。

　　一战期间，中国输出15万名华工到欧洲战场，他们的勤劳朴实、认真负责任的态度作风，在西方媒体上被广泛报道，深深触动了中国知识界。要知道，一批在国内长期得不到尊重的、大字不识的苦力给国家带来了荣誉，这给了国内知识界、思想界极大的震撼和启示。蔡元培先生之所以那么激动地提出“劳工神圣”，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引发了关于道德、关于社会图景、关于国家制度安排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的欧洲也很盛行，那时主要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对于传统农民起义和会党革命是有忧虑的，担心他们成为政权更替的工具。而社会现实的震撼，激发出知识分子对于传统鄙薄做工做农的一种忏悔。于是，“劳工神圣”被提了出来。

　　“劳工神圣”最早是蔡元培于1918年11月16日在天安门集会上提出来的。蔡元培讲，此后的世界都是劳工的世界，我们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半个月后，李大钊也在天安门广场做了类似的演讲，题目就是“庶民的胜利”。后来，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李大钊都特别强调了要尊重劳动，提出知识分子要和劳工阶级结成一片的问题。所以，在一战之后，中国兴起了勤工俭学运动。留学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说是知识阶层从自我的精英走向平凡，反思自己传统的角色，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转向对劳动尊重的重要实践。

　　当时，陈独秀等人基本上都把劳工神圣、尊重劳动、提倡劳动视为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高地。据统计，1919—1921年，《新青年》发表过140多篇关于中国劳动人民生活的报道和探讨劳动合理性、必要性的文章。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一批工人刊物在1920年左右创办起来。之所以直接把“劳动”作为刊物名称，就是要强调新社会改造的政治伦理的合理性。文学方面，过去大家看不上的船夫、车夫，甚至乞丐、学徒都进入文学的视野。

　　五四时期，“劳工神圣”是知识阶级在社会改造过程中通过对政治伦理的反思所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劳工阶级第一没有文化，自己没有办法表达。第二，他们并没有形成有意识的群体阶层，和欧洲的工人19世纪之后真的有了自觉意识不一样，中国的劳工基本上处于分散的、为了个人生存而劳动奔波的状态。所以，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的建构，使得新文化运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得中国的政治变革有了关键性的道德主体，使得工人在政治伦理上获得了优势的话语，也使得他们对生活伦理的改善要求具有了正当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