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电影《革命者》7月1日在全国公映，该片讲述了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为救亡图存，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积极探索拯救民众、改变中国的热血历程。片中所塑造的思想者、革命者、文人李大钊是影片的精魂，他有血有肉、有精神、有信仰，是革命先烈的代表，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革命者》一改传统的手法和刻板的印象，在叙事视角、叙事手法和美学风格上实现了三大突破。这是文艺创作者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时，需要持续深耕并不断挖掘的关捩。

　　视角：从讲“英雄故事”到讲“真实人物”

　　红色题材电影一直肩负着文化宣传和正能量传播的重任，在电影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革命激情延续到改革号角吹响，再到民族复兴大任，红色题材电影从未缺席。但受时代与认知的局限，也让红色电影背负了过重的主题负担。有些创作者为了匹配选题，往往导致影片呈现人物脸谱化、模式化、同质化现象。英雄虽英武高大，但不可亲可近，又因为与生活的距离过于遥远，观众难有共鸣。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电影人从未停止对红色题材影片在深度广度上的探索。类型化的引入、塑造人物的多样化及主流价值观的多元表达，不断丰富着此类题材的人文品格和艺术价值。《建党伟业》（2011）、《战狼1》（2015）、《战狼2》（2017）、《建军大业》（2017）、《红海行动》（2018）等优秀影片的不断涌现，助推了红色题材电影的美学升级，也提升了主旋律电影的观众口碑与市场份额。《革命者》应时代大运而生，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做了更加艺术化的处理，其叙事视角尤为独特，聚焦鲜活度极高的个体生命，具有强烈的思辨意义和观赏价值。作为革命者的杰出代表，张颂文饰演的李大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不仅可敬而且可信，让观众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共鸣，这是电影最动人之处。

　　叙事：多手法展现人生轨迹及精神世界

　　《革命者》通过对典型人物的深描去刻画英雄、塑造人物，是一部善于打破常规又能立定精神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典范之作。片头只有声音没有画面的“一步、两步、三步……”的震撼力是惊人的。李大钊的墓碑在地下深埋了50年才得以重见天日，这本身便给观众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革命者的牺牲意味着什么？其意义何在？带着这样的问题，观众进入到了李大钊被迫害前的38小时。38小时的回忆融入了李大钊一生的爱恨情仇，对学生、农民、工人、家人、报童、文化人、乞丐和军阀，通过他与不同阶层、不同身份和不同关系的人的相处，我们看到了革命者的光辉与深邃、鲜活与立体、柔情和刚劲。

　　电影的诞生是技术革命的结果，技术手段的不断翻新推动了电影手法的升级与丰富。影片以主角第一视角和与李大钊有交集的人物的第三视角的多线索、多视角、多时空，展现革命者这一特殊身份的多维度内涵。同时，又通过倒叙、插叙、补叙的镜头语言，隐喻、闪回、景深镜头、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的重叠运用，展现了宏阔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强烈的代入感和厚重的历史感交叠出刚健笃实的人性光辉和时代华彩。镜头的剪辑与安排是缜密设计的结果，也是技术加持使然。但仅有技术，一定不会感染见多识广的观众。叙事策略与美学追求的相得益彰，方能铸就艺术的辉煌。

　　审美：每一帧都是包蕴情感的艺术呈现

　　艺术最忌人云亦云，也最怕模式化。无论它择取何种题材，真实的、灵动的、带有生命痕迹和思想灵光的作品最能打动人。电影《革命者》和《1921》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一时代的人与事，虽塑造人物的方式有很大差异，创作者的追求也明显不同，但都不失为精良之作。《1921》以群像取胜，《革命者》重点塑造李大钊；《革命者》走了更加文艺化的道路，《1921》则倾向于时代审美。

　　影视评论中，电影的美学意义更加凸显，因其必须严格遵循三一律而更具强冲突性、强视觉效果，大银幕和独立空间的营造更助推了审美惊奇的诞生。电影《革命者》在这一方面的功课做得相当娴熟，开滦煤矿的“矿灯”，寓意罢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画面感是惊人的；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南下，漫天飞雪中畅谈理想、青春和希望，唯美动人而又不失浪漫；守常和润之站在景山看北京的一幕，既体现了美学追求，也衬托了人物性格，其光影的运用以及空镜的安排，使得整个影片闪烁着艺术的光辉。

　　守常先生的精神永远感召后人为信仰而活，为理想而奋斗。革命者有大情怀也有小情趣，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驱骨子里有一种劲儿，一种向死而生的“谈笑风生”。克服最初的恐惧，是愈加理性的抉择，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敢。“如果我的死，能唤醒那些麻木的人，我愿意去死”，这是李大钊的真实告白。“铁肩担道义”不是虚妄之言，而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行动、抗争和践行。这是共产党人的宣言，也是中国人的宣言，是掷地有声的中国声音和中国魂。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