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建立中国特色制度政治学
2021年09月29日 08: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9月29日第2260期 作者:丁志刚 李天云

  人类政治文明史是一部政治制度创制调校和演化变迁的历史。在国家治理的历史长河中,政治制度对于规范、塑造、调整、优化政治行为与政治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度分析一直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议题和核心内容,并在发展脉络中呈现出“过度赋魅—极端袪魅—合理复魅”的演进逻辑: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失势回落引致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反动性拓展,后行为主义的拨正调校则又推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勃兴发展。近年来,制度主义政治学逐渐突破新旧之争,走出流派纷乱,不断融合发展,已成长为21世纪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式。立足于新时代,要在理论引介与传播运用过程中进行反思创新,合理借鉴,以推动建立中国特色制度政治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引介运用与反思创新

  20世纪末以来,经由零星介绍到集中译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在理论译介过程中,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整体知识脉络的呈现已经较为清晰。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学术研究中,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越来越成为国内学界的范式选择,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等理论流派得到了拓展运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研究的热度。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引介与传播运用,并非生搬硬套、依葫芦画瓢,而是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政治实践中进行审视、反思和创新,体现了国内学者的责任精神、批判精神与开拓精神。总的来看,学界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反思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

  一方面,国内学界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间制度内涵界定不一造成的混乱进行了反思,并对西方研究中存在的花样繁多的“学问把式”进行了批判,在理论发展上作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例如,有学者在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中层组织结构决定论以及个体行为偏好决定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整体主义制度范式理论”的愿景。再如,还有学者在对制度、社会、结构、权力、观念等核心概念进行统一界定的基础上,从生物学中借鉴“人工变异—选择—遗传”这一社会进化的核心机制,初步建立了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此外,部分学者近年来持续性、集中性地推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译介,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知识脉络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为制度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潮流积累了势能。

  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形式主义的研究实质、价值中立的理想取向及“制度中性”的浪漫主义进行了批判,回应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批评。例如,有学者认为制度善是形式善与内容善的有机统一,制度研究不仅要关注和考察制度“技术层面”的自洽性、严密性和有效性,还要看制度内容实质上是否具有现实合理性根据的价值精神,基本制度的善与非基本制度的善之间是否平衡。应清醒认识到,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偏重、局限于非基本制度的“善”,并以之代替、遮蔽基本制度的“善”的取向实为歧路。对此,有学者肯定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制度思想在内在逻辑一致性和历史事实可验证性方面的优势,系统批评了西方制度研究中奉为圭臬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它不仅无助于破解历史上的社会制度变迁之谜,而且本身就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推动建立中国特色制度政治学是大势所趋

  合理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养分,扎根中国国家治理场域,大力推动建立中国特色制度政治学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学术事业。

  一方面,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理论引介与本土创新一体推进的趋势。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政治制度的内容善与形式善、基本制度的善与非基本制度的善之间的学理认知持续深化;二是充分汲取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前期发展中新旧之争与流派纷乱的经验教训,识别并突破了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中的多重困境;三是整体主义的制度理论或广义统一的制度理论的建构已初显成效;四是初步形成了多源流交织演化、多流派互促互进、多取向细化深化、多学科交汇融通的发展格局,批判性反思、选择性吸纳与创新性整合相统一的研究立场得以确立。可以说,中国特色制度政治学的建立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现代化成为推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一再强调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国家治理迎来了新一轮“制度高潮”,制度研究进入了黄金时期。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制度政治学在推进国家建设、国家治理、国际竞争、国家现代化基础上被提了出来。

  从国家建设逻辑来看,我国进入了政治制度建设完善期,这为制度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从国家治理逻辑来看,通过建立中国特色制度政治学来为国家治理提供“制度智慧”成为我国超大型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从国际竞争逻辑来看,当下“科技+制度”的新兴国际竞争相比于“资本+强权”的传统国际竞争显得更为重要,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能力已然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领域,大国竞争实际上已成为一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综合竞赛。从现代化逻辑来看,建设中国特色制度政治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考虑和推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

  推动建立中国特色制度政治学的有效路径

  一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把握好制度研究的历史机遇,加强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容、结构、特点、内在逻辑与显著优势进行系统性的学理阐释,在“本质层面”要提高国家制度体系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合道德性,在“技术层面”要提升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用政治制度研究成果为党和国家提供相关决策服务。

  二是增强制度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好、巩固好、完善好、发展好、遵守好、执行好,将我国政治制度的制度禀赋、显著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政治效能、治理效能,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与政治建设的实践,为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贡献制度智慧、提供制度动力。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创新性、人民性为制度政治学进行自主性、原创性、本土性研究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丰沃土壤,要以制度政治学的理论建设来推动完善制度建构、宣传制度优势、强化制度权威、优化制度执行、增强制度自信,让人民群众树立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为聚心合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四是紧扣加快“三大体系”建设目标,发掘传统国家治理中积累的制度资源,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制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推动制度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科技政治学融合发展,推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学派。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容结构、内在逻辑与显著优势研究”(20BZZ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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