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游击队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城郊和铁路沿线，长期坚持游击战争，钳制、消耗大量敌人，为最终赢得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人民音乐家贺绿汀（1903—1999）创作的歌曲《游击队歌》，写出了游击队员勇敢、机智的战斗精神与豁达、开朗的乐观主义精神，是生动反映游击战争，流传至今，家喻户晓的抗战名曲。
丁旭东：歌曲创作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贺元元：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千万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人民群情激愤，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由于时局紧张，父亲把母亲和只有半岁多的大姐送回了湖南老家。
当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了救亡演剧队到内地宣传抗日，父亲立即报名参加了救亡演剧一队。
8月23日，父亲在炮火声中登上了北行的火车，经苏州、无锡前往南京。第二天天亮后，救亡演剧一队的人员在车厢里汇齐，其中有宋之的、王苹、欧阳山尊、李丽莲、程默、塞克等原来就认识的人，丁里、崔嵬、王震之、氐立昆、王贵、王余杞、聂绀弩等人是第一次见面。共同的救亡目标，使他和这些新交旧识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各自的分工都很明确。父亲的主要工作是音乐创作和排练歌曲。演出大合唱时父亲就上台指挥；缺少群众演员时他就去当群众演员跑龙套；需要舞台效果他就在后台搞音乐（伴奏）或做音响效果，如模仿炮声、枪声等。虽然当时的环境很艰苦，但在这非常时期大家都齐心协力，互相关心帮助，有什么事都抢着干。
他们到达南京的那晚就碰到敌人的大轰炸，炸弹就在他们住处附近爆炸。第二天他们坐上了开往汉口的轮船，父亲就在船上创作。他们一路走，一路宣传抗日。从武汉、开封、郑州、洛阳、西安，到处都看到背井离乡、拖儿带女的难民群。一幅幅悲惨的逃难情景进一步加深了父亲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队员们也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宣传演出。他们充满真情的演出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演出后，台下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决不当亡国奴”的愤怒口号声。
父亲也曾对我讲起，有一次他们正在演出，突然敌机来了，大家赶紧跑进防空洞；空袭警报解除后，又继续演。他们除了自己演出，还到学校辅导学生排戏、唱歌、组织宣传队。队员们还根据父亲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编排了一个独幕话剧《顺民》，主要内容是号召民众要奋起抗战。演出结束后很多民众擦亮眼睛，参加游击队打日本鬼子去了。父亲受到这件事的启发写了歌曲《上战场》。
演剧一队于1937年11月到达山西抗日前线。在临汾、洪洞、赵城一带，为八路军总部学兵队、随营学校、平型关大战后下来休整的部队和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等部队演出。
1937年底，他们来到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刘村，办事处负责人彭雪枫同志接待了他们，并决定让他们在那里休整一段时间。办事处安排了朱德、任弼时同志给他们作报告；杨尚昆、彭雪枫同志给他们介绍有关情况；贺龙、萧克等同志和他们一起开座谈会。贺龙讲述了自己“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还安排他们下部队参观学习，到八路军总部新成立的炮兵团访问，使他们对当时的抗战形势以及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要为抗战的军队写一首歌，这是父亲从离开上海参加演剧一队的那一刻起就在脑海里一直思考的事。父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日寇由东北而华北而上海。南京危在旦夕，全国人民处在生死存亡关头。党中央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八路军挺进敌后，根据毛主席《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指示，在敌后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游击战争，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精神为之一振。”这就是当时《游击队歌》产生的时代背景。
丁旭东：创作灵感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贺元元：在抗战前线的实际工作生活中，父亲发现原来根据上海的生活作的一套节目与客观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因此他们（抗日救亡演剧一队）在各地演出中不断修改并创作新节目。当他们在郑州、洛阳、西安等地演出后，从风陵渡过黄河，最终到了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临汾城西郊的刘村）。经过这段时间的前线生活洗礼，父亲深有感受。有了真正的战争生活体验还不够，包括父亲在内的抗敌演剧一队又请求在临汾刘庄的八路军办事处休整半个月，在那里深入战士中间，积极学习、看文件、听报告，激发了父亲的创作灵感，确定了创作方向。
丁旭东：歌曲的思想内涵是什么？
贺元元：抗日前线生活与游击队员的相处让他有了创作的生活经验，通过对游击战争的报告、文件材料的学习，让他对游击战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游击队歌》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内容即源于此，强调了当时艰苦斗争环境中战士们的机智英勇的斗争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丁旭东：歌曲的创作过程怎样？
贺元元：父亲创作这首歌曲是在山西临汾老乡家炕桌的油灯下，只用一个晚上就完成了。
词曲创作几乎是同时构思的，但先写的是曲。在曲中，采用了既符合唐诗绝句“起承转合”，又符合西欧民歌的AABA结构。为表现游击队员的乐观精神，采用了活泼的军队行进的节奏。音符的时值运用，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到十六分音符都有，这些音符的组织原则就是按照军队行进时军鼓的节奏组成，目的是使音乐既有丰富的节奏变化，又能合上部队行进时的脚步。旋律进行上下旋转，同样是为了使音乐表现出愉快活泼的感情。然后是歌词创作，整体风格追求精练、通俗、规整、有力，通过歌词塑造游击队生活的生动而鲜明的形象，从而产生艺术感染力。另外，虽然歌词精练，但也要体现内容丰富，力求每一句歌词既有鼓动力又有教育意义。于是就有了：“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句歌词是真正来源于生活的。当时游击队员武器装备差，资源奇缺，所以战士们会勤学苦练，目的是消耗少量的军事物资，消灭大量敌人。乐曲上还是存在一些缺点的：如曲调中有“Fa”字， 唱起来很易唱成“Sol”字；又如“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当时父亲说他听到刘白羽同志唱起来把“给”字放在强拍上，其实他也觉得那样唱更合理一些。不过，歌曲完成后马上就传唱开了，来不及修改了。
丁旭东：歌曲是怎么传唱开来的？
贺元元：这首歌写出了同志们的心声，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同时，歌词简洁、节奏活泼、曲调流畅、篇幅短小等特点让这首歌曲在当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父亲说，《游击队歌》是1938年春八路军总司令部在临汾附近洪洞县乡下开高干会议时，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献给英勇的全体八路军将士的名义，在会议的晚会上首次公演的。但当他们出发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这首歌早已在同志们中间传开了。
首次公演是父亲指挥，欧阳山尊吹口哨伴奏。歌曲唱完后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朱德赞扬这首歌“写得好”。将领们都说战士们需要这样的歌，并要求演剧队到各个部队教唱这首歌。有的部队还派人骑马赶几十里路来抄谱子。从平型关战场打了胜仗来这里休整的685团团长杨得志，在即将率部队开往前线时，也要演剧队去一个营、一个连地教唱这首歌。部队出发的那天，天下着大雪，战士们高唱着“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踏雪前进。一群热血青年也纷纷到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参军，打起背包，唱着这首歌奔赴敌后方。
在抗战时期，父亲还创作了很多抗战歌曲，如：为动员老百姓抗战写的《上战场》（又名《干一场》），为当时对敌宣传创作的日文歌曲《日本兄弟》，为新成立的炮兵团写的《八路军炮兵歌》。这些歌曲都很快在全国流行，《游击队歌》流行得最快最广。
（本文系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现当代音乐口述史——著名音乐家访谈录”、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规划课题“中国音乐口述史料的抢救性采集整理与研究”（19YJA76001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