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记录了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同时在甲骨文发明以前在中华大地还有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超过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并没有文字记载。”（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习近平还指出：“几千年来，我国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习近平的论断，不仅指出了我国文献典籍的庞大规模和基本特点，而且指明了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以及它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献典籍或历史文化典籍，既包括辛亥之前的古代典籍，也包括辛亥之后的近代文献；既包括传世文献，也包括出土文献；既包括出现于先秦时期的原典，也包括秦汉之后的七部之学、四库之学等。这些文献典籍对于民族或国家文明传承、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来说，是首屈一指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3期）文献典籍正是文化自信、文化内涵与精神品质最重要、最基础的载体。试想，假如没有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传承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又怎能坚固持久！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文化典籍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弘扬者。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从中华文献典籍发展史、古籍整理出版史的角度来庆祝党的生日，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富有意义的视角。特别是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来回看我国文献典籍整理事业的不凡历程，不仅可以映射出党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还可以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位置，映照出党与时俱进的品格及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贡献，引发出许多新的理论思考。这对于启航新征程的中华民族来说，其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从党的初心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然要建基于蕴含着民族文化基因、精神命脉的优秀传统文化之基础上。离开历史古籍文献，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就无从得见，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密码就无从揭示。即使有物化的文明遗存留在世间，由于缺乏文字说明，也只能像待解的哑谜一样，徒供后人凭吊、想象与唏嘘！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7年第21期）这就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内在地包含着对历史文化典籍的高度重视。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中，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是矛盾的，而是融合在一起的。

　　据学者的最新统计研究，中国现存汉文古籍（含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方志、家谱等各类1911年以前的古籍）总数约二十万个品种，而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以及古代民族文字的全部现存古籍，总计约三十万种。二者相加，总量达到五十万种。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年间，我国整理出版的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超过三万种，丛书子目超过六万种（参顾青《古籍整理出版七十年》，《文史知识》2019年第10期）。这些文献的基本特点，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丰富和完备。所谓完备，其含义之一，是指其具有历代相续、从未中断的特点。我们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其根据之一，就是中国文字演变的历史、文献传播与制作的历史是没有中断的。在历史上，隋朝的牛弘、明朝的胡应麟曾经总结梳理书籍所遭受的各种厄运，即图书所遭受的损毁事件。明朝之后，特别是近代以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图书文献的命运也与中国人民的命运一样，经受了很大程度的损毁，但是，也如同在磨难与牺牲中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39页）一样，中华文明始终没有中断，依托于中国文字的中华文献的生命也始终不绝，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勃勃生机。

　　事实证明，连续性是中华历史文献完备性的重要保证。考古发现所获得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是相互参考、印证、丰富、完善的关系，非但不能证明传世文献的中断，反而恰恰证明了传世文献的连续性、丰富性与完备性。从知识考古的角度说，传世文献也属于考古文献。无论出土文献抑或传世文献，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和宝贵财富。

　　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历史文献典籍，向来高度重视。毛泽东不仅深谙中国传统典籍，而且对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分析。1939年12月，他写道：“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622页）可见，丰富的文化典籍，让毛泽东很感自豪。1940年9月，毛泽东致信历史学家范文澜，肯定他“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49页）。延安时期，毛泽东还与周围同志就孔子等先秦人物的思想，进行了交流讨论。在毛泽东看来，从孔子到孙中山，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应当给以总结、继承。他的这一思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研究乃至古籍整理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经常被人们所称引。当然，在戎马倥偬的革命年代，限于艰苦的客观条件以及革命任务的紧迫形势，中国共产党欲大规模成建制地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位指引下，包括古籍整理在内的文化建设才有条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项事业的开展，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因此，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繁忙事务中，文化建设也丝毫没有放松，而是紧锣密鼓地开展着。例如，1949年9月30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所属四个文物机关布展的专题陈列室陆续向公众开放，其中就有故宫博物院的“革命史料陈列室”及“禁书陈列室”，还有北平图书馆的“抗日史料陈列室”“美帝侵华史料陈列室”“中国政体资料陈列室”及“赵城藏特展”，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历史古迹及文物建筑法式等图片陈列室”。10月3日至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接受了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资料处等机构（参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562-563页）。这些事项，虽然不属于直接的古籍整理工作，但预示着古籍整理工作必然会在新中国受到重视。

　　1958年，国家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据悉，在该小组领导下，整理和出版了约两千种古籍。改革开放前，古籍整理工作的标志性成果，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出版。整个“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历时二十年，其后依然不断校改，臻于完美，获得全世界的一致好评。在“文革”期间，虽然我国古籍整理事业整体上处于严重停顿的状态，但依然有许多学者不改初心，从事于古籍图书的校勘、点校与诠释。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古籍整理工作随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于新型古籍的需求不断增强，市面上翻印或重印的古籍也不断增多。在新形势下，国家对于古籍整理工作的认识以及相应的举措，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中具有标识性意义的重大事件，是1981年4月，陈云同志就古籍整理工作发表了重要谈话。这篇谈话的要点，于9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谈话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从小学开始，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整理古籍“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谈话建议由李一氓主持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组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由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还要对古籍的孤本、善本采取保护和抢救措施，“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整理古籍的人才，有的可以调到中华书局或其他专业出版社，有的可以分配他们担任整理古籍的某些任务”；“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制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陈云《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289-291页）。陈云的谈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认识。谈话言简意赅，将古籍整理的重要意义及相关问题都点出来了。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其基本点即来自陈云谈话。12月10日，国务院即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从此，古籍整理工作作为国家行为真正步入了有建制、有规划、大规模繁荣而科学地发展的快车道（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古籍整理的基本情况，学者们已经做过系统细致的研究，参杨牧之《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回顾与展望》，顾青《近十年古籍出版工作述评》，高嘏伟《高校古籍整理卅五年》，均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向前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古籍整理工作，是将其置于文化自信的范畴内来认识的。这在党的历史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相关的具体举措也是空前有力的。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开展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加强文物和古籍保护研究利用。

　　可以这样说，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来看，古籍整理出版的丰硕成果，不仅代表着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而且颇能反映中国气派。这一点，通过历届中国政府出版奖的获奖图书即可见一斑。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古代文献，抑或近现代文献，想找出一部未经点校、校勘整理的重要典籍，已经非常困难。从先秦文献到民国文献，从儒家文献到释道文献，从国内所藏文献到海外所藏中华文献，从大型丛书到区域账册，从个别人物到集团流派，举凡文献典籍，几乎统统被梳理了一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古籍文献整理的整体质量是高的。对此，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

　　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础上，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基本特点，就是在继续将文献典籍视为巨大财富的前提下，立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丰富和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其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性意义，作了党的历史上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论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

　　这方面的理论成果，集中反映在习近平关于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之中。在这些论述中，中华文化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常常提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指出它负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85页）。习近平着意于中华文明史中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文化基因，这代表着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传统典籍功能价值认识的升华。

　　典籍文献的历史始于文字的发明。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文字，是甲骨文。在甲骨文发现和研究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习近平专门发贺信祝贺，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习近平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一百二十周年》，《人民日报》2019年11月3日）可以这样说，由甲骨文所开启的中国典籍文献历史，将会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步入前所未有的辉煌发展时期。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2019年第9期）展望未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必将依照这样的路径和格局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