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阳:增强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自信心
2018年08月13日 08: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13日第1513期 作者:项阳

  中国音乐理论话语应为先民创造音乐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受诸种因素制约而形成的形而下和形而上话语系统的综合体,有些在历史上被有效总结,有些需当下深挖内涵归纳提升,对涉及乐的诸种层面整体架构,涵盖音乐本体、音乐创作技术理论、音乐表演、音乐功能等,应把握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家制度、民间习俗、外来文化对其制约和影响。形而下谓实践型理论话语,指音乐本体(律调谱器)的创制、由此以成诸种音乐体裁形式和相关作品、对这些体裁形式和作品或演奏或演唱具体实施过程中经验总结话语;形而上谓理念型理论话语,在实践意义上理性思考与提升,面对乐之为用功能性意义所成种种理念,以制度保障。两者结合构成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意义。

  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内涵

  音乐本体重在律调,从贾湖骨笛算起,中国音阶历史已有九千年,具有春秋时代形成的学理探究、理论律学和乐学意义。这种音声技艺形态具有稍纵即逝的时空特性,中国乐文化从国家意义上属“六艺”之一种,所谓“礼乐射御书数”,是人之情感重要的、错综复杂的表达方式,是以音声技艺为主导的“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在功能方面分为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礼乐一脉,既有三位一体,又有纯器乐样态;俗乐一脉在三位一体基础上不断裂变与整合,派生出歌舞、说唱、戏曲、器乐等。两条主脉各自存在,以成张力,并行不悖。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既具象又抽象、多类型多层次、实践和理念相结合的综合体,需从多视角、多层面辨析。

  中国音乐理论话语应把握本体话语、创作话语、表演话语、功能话语,应在挖掘中国传统乐文化深层内涵前提下将不同领域的理论话语整合,呈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体系化。

  本体话语指中国音乐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建构的律调谱器及在此基础上创造的技法形态。乐律为先民在创造过程中长期养成的听觉习惯,具实践感知与认同意义。以音声形态现实存在为基础,理论提升为律制。先民们在实践过程中形成调式、调性、主音、旋宫等理念,宫调体系日趋完备。乐谱较律调观念产生晚,有多谱式创造,诸如律吕字谱、宫商字谱、减字谱、工尺谱等,乐之舞谱有专门创制。器在周代所指宽泛,舞之器亦为乐之器,汉魏以降乐器类分趋明晰。

  创作话语指因应礼、俗两脉所成多种音乐体裁形式下相关技法及依此创制的音乐作品。何以曲牌成为宋明间多种专业音声技艺类型的母体?板腔体与曲牌体是怎样的关系,对中国传统音乐有怎样的动力感?“移步不换形”“旧瓶装新酒”的样态何以在相当长时段内左右了中国专业乐坛?中国式借字理论有怎样的意义?依某一种体裁形式进行梳理,既应考虑其自身规律性,亦应考量其有机构成的整体意义。

  表演理论话语涵盖技艺训练,有基本规范和程式化要求,彰显个体创造,与人们的情感体验密切相关。表演者独到诠释,彰显个性,有传承谱系则现流派之论,为风格所在。

  功能话语是指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功用。因属性不同,题材、体裁和情感表达会彰显各自特征。当下学界对此关注不足,需要我们回归历史语境把握先民用乐理念后以行梳理。乐在社会生活中其独特性无可替代,这是周公时代从国家意义将礼乐和俗乐类分的理由。中国乐文化大致有社会功能、实用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这应为中国传统社会用乐的基本把握。因不同功能,乐又有仪式性和非仪式性之别。

  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自省意识

  雅乐在中国有怎样的意义?何以学界推崇周代雅乐,对后世雅乐“不屑”?后世何以不断创修雅乐,保持乐的纯正与尊贵?数千年间国家礼乐对其他类型仪式用乐不断丰富,何以对雅乐坚守?诸多问题都值得学界深思。礼乐为中华用乐两条主导脉络之一,没有了“本土坐标”,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

  我们应从梳理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中去迎接自信的回归。深挖中国乐文化传统的深层内涵,总结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轨迹,辨析中国音乐创作的基本规律。赵元任《新诗歌集》序之“国乐跟西乐”有云:“要比较中西音乐的异同,得要辨清楚哪一部分是不同的不同,哪一部分是不及的不同。”只有在把握这两种不同的前提下方可进一步借鉴和汲取,若在不认知自我的情状下前行,会随波逐流,迷失自我,难说有什么文化自信。

  历史上不同阶段多种非中原文化的融入,为中国音乐增添丰富性内涵。汉唐间西域音乐文化“润物细无声”融入,在“体用”问题上无正面冲突。然而西方音乐进入则呈另一种样貌。西方音乐入中土一是在大城市驻足,形成规模对周边造成影响;二是从音乐教育领域介入,从中小学乃至大学全面推进;三是以宗教入口,涵盖偏远少数民族区域。以上传播途径以音乐教育为甚,从外来音乐家到中国留学归来的一群;从学堂乐歌普及性音乐教育到大学专业音乐教育,经历数十年传播,以城市为中心、以专业和社会音乐教育体系为重,培养出的学子成为社会“主流”用乐形态承载者。

  以西方音乐技术理论和体裁为体的中国“新音乐”创制百年间终成“新传统”。新传统当然应归入中国音乐话语,但应以20世纪为历史节点,梳理此前音乐本体到音乐体裁以及创作技法和表演中的话语构成,探讨如何形成这样的艺术形态和艺术作品;然后去辨析20世纪以来百年间欧洲专业音乐对中国音乐所造成的实质性影响。中国传统音乐与20世纪以来受西方音乐影响下的中国音乐分属两个“传统”,前者是历史音乐文化延伸,后者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新发展。

  回归历史语境,把握传统音乐文化脉络,要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民族属性上认知。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基本理念之后以制度固化,这是传统能够延续之本。同时,我们应从各地文化形态当中去体味,缺失了哪一面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传统。

  要在“主流”话语中去深挖传统和关注传统的当下存在。文化自觉是要明确文化基因。对区域文化也要深层辨析民族与国家意义。若对传统文化深层内涵集体无意识,只沉浸在“创新”思维中,则难以凸显文化自觉。

  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话语体系,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音乐本体特征,即律调谱器。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诸种创作技法和曲式。三是表演体系,既有声乐又有器乐,还有歌舞乐三位一体。四是把握、实用、审美、教育、娱乐等多种功能性意义。五是从传统社会国家意义上用乐仪式和非仪式两条主导脉络以行梳理,认知礼俗两条主导脉络对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至关重要。六是把握艺术和文化的关系。音乐是人类情感艺术形态的诉求与表达,当然需要承载者与受众之间从文化心理、文化审美等多视角把握。七是从民族视角认知,把握住中华民族的演化脉络,与当下民族存在有效对接,既把握当下民族音乐存在,又注重其与国家和区域文化的关联性意义。

  这些年来,我们对传统国家礼乐制度、乐籍制度进行辨析,提出中国音乐有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抓住不同时期历史节点前后变化,把握历史用乐大传统与当下民间礼俗用乐的上下相通性,回归历史语境进行深层探讨。缺失了这些理念则会导致丰富的历史文献进入不了大众视野,需将表象厘清之后把握其深层和背后的意义。我们需集思广益,搭好框架,分类型研讨,从本体视角、表演视角、创作视角、史学视角、功能视角、民族视角、礼乐视角、俗乐视角、多种音声技艺类型视角、宗教视角、中外关系视角等,借助多学科方法论形成研究合力,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架构及深层内涵的揭示指日可待。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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