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广菊:文化类综艺节目主流价值观的表达
2018年07月11日 09: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1日第1490期 作者:周广菊

  当代电视文化综艺节目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受众审美的改变,在价值观的传达上也具有更多方式和途径。随着大众文化的介入,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或创新内容模式,或转变传播方式,在抛却直白说教单线传播的同时,也将故事化叙事、多元人物设置、仪式感建立嵌入陌生化理论中,探索价值观的多种表达方式。

  陌生化视角下的内容生产

  随着《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的播出,中央电视台开年巨制的文化节目在为平台带来巨大流量和口碑的同时,也让中国传统文化及阳春白雪式的高雅艺术重新走入大众视野,并在娱乐化的处理中完成了一场大众化转变。高雅艺术与传统文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入大众生活并非首次,无论是2013年的《汉字听写大会》还是2016年的《中国诗词大会》,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都在内容选择和情节设置等多方面有意识地进行变革,试图选择受众可接受的方式,完成自身文化属性的传播。如2013年的《汉字听写大会》,将节目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大众热潮,无选择的参与性在扩大受众范围的同时,也将传播渠道覆盖到最大。

  其实,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成功并非偶然。一方面,当下综艺节目大多都在贩卖明星,同质化现象严重,节目制作者也将节目效益放在首位而忽略创新,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的介入,无疑如一股清流,在娱乐因素充斥的市场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限娱令等政策的发布为节目提供良好的播出环境,黄金档不再只是娱乐游戏霸屏,而是呈现更为多样的存在。将文化融入综艺,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在进行自身节目生产的同时,也在践行着主流价值观的传达,完成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述。

  199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读书时间》、2000年央视综艺频道的《艺术人生》、2001年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这些电视文化类节目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史上的较早存在。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实则是以文化知识为主要传播内容,用影视艺术的手段,使其具备教育、娱乐、文艺的多重属性,并通过画面、声音等方式向观众传达出来,从而实现寓教于乐的目的,提升受众文化水平与艺术素养的一种电视节目。在这里,节目的教育与文化功能被放在首位,娱乐功能相对被忽略,这也间接让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陷入单向输出,内容模式单一的尴尬境地。但自2013年《中国诗词大会》起,一系列文化类综艺节目逐一呈现,这些以传播经典文化为己任的综艺节目就将更多的生活化因素和娱乐化方式嵌入其中,从而获取受众的最大认同。

  无论是早期的访谈或朗诵,抑或是现在的故事与娱乐,电视文化综艺类节目转变的背后都有陌生化原理的身影。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就是说通过艺术化的处理,将人们熟悉的事物赋予全新的形式,并在形式的影响下,让受众对熟悉的事物产生兴趣,从而产生全新的认知体验。而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就是在时空穿梭间,通过叙事手法、人物设置、仪式感的营造等方式将诗词、文物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赋予全新的时代形式,在给予受众全新艺术体验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弘扬主流价值观,培养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叙事方式故事化,搭建情感纽带。当前的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不再是冷冰冰的教科书式的说教,而是运用电视艺术的特有形式,通过光影的设置,在科技手段的辅助下,呈现出故事化的叙事特性。比如《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等,节目所展示的不再是千百年前毫无情感带入的文物或文字,而是将其变为活生生的存在,以故事为载体,用情感为纽带,将千百年前的先人与当下的观众相联,在挖掘古代传统文化情感的同时,也将现代人的情感嵌入,从而于无形中完成主流价值观的表达。

  人物设置多元化,把握观众共鸣点。在人物设置上呈现出阳春白雪与大众文化相互交织,娱乐与文化共同相连的状态,这一方面在保证节目收视率的同时,也真正将文化和综艺、高雅与大众进行着一次深度融合。在综艺节目中,人物的选择与设定往往能决定节目的成功与否,人物是节目的灵魂,他们不仅承担着节目的演进,更代表节目的深层价值走向和情感追求。首先是综艺感的营造,其次是专业人士的加入建构起节目的艺术深度。通过元素的设置为观众提供多视角了解历史文化的途径,更将情感与温暖注入其中,让节目不再单纯停留在讲述中,而是展现背后的真情实感。通过专业人士的讲解往往在深入浅出间,用富有趣味的语言,完成着一场叙事的重构,传达着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力量。

  情节设计仪式化,增强文化传承责任感。无论是纯网综艺中的亚文化介入,还是真人秀中的大众狂欢,综艺节目在表征社会风尚的同时,也将时代风貌融入其中。相较于前两者而言,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在综艺感中有目的地增添仪式化因素,具体来看,就是在节目中营造传统文化与主流价值传达的仪式感。作为传播传统文化,传达主流价值观特殊存在的电视文化综艺节目,归根结底是为了触发集体记忆,在社会范围内引发群体间的情感共鸣,而这种集体记忆的营造和仪式化的建构是分不开的。个体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记忆,才能进行回忆,而这种唤起、建构和定位记忆的文化框架即所谓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国家宝藏》在选择守护人后,会为守住者颁发守护印,守护者在演绎完前世今生的故事后,与所有讲述人一起宣读保护誓言;《经典咏流传》的演唱者则在演唱结束后,进行诗词的签名。这种富有仪式化情节的设计,无形中让受众感受到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厚重,以及文化、文明的崇高,同时也唤起受众对文化发展与传承的强烈责任感。

  多样创新中的价值传播

  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从开播始,就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即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主流价值观的传达与表现。换言之,文化综艺节目是主流文化传达的阵地。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受到倡导的、起着主要影响的文化,但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大众文化以不可抵挡之态不断侵袭、冲刷着主流文化的宣讲地。因而,在复杂多变的传播环境中,改变自身传播特性,在多样创新中完成自身价值的传播,就是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不得不做出的策略选择。

  其一,转变传播方式,寻求新的受众关注点。转变自身传播方式从而获得成功并非偶然。一方面,信息革命的发展,众多信息疯狂涌入,大众陷入对知识的极度渴求中,但过度的娱乐化并未真正提供信息获取的渠道,因而受众陷入对知识渴求和无法获取的双重焦虑中。另一方面,我国当下的综艺节目已经日趋饱和,同质化现象严重,节目创新性被多次提及,因而寻求资源的联动合作,寻求新的受众关注点和内容生产就变得至关重要。而在这种受众寻求知识,综艺市场无差别的情况下,综艺节目的同质化的竞争中,电视文化类节目也获得了多渠道传播、解构和重组的可能。

  作为现代媒介,电视有责任为观众提供更多的观赏视角。无论介质与形式如何变化,内容永远是传播的根基、核心与灵魂。一档节目之所以能够获得真正的成功,主要是在传播方式和创新表达上尽可能地凝聚社会共识,找到与社会现实、时代精神可匹配的“连接点”,引起观众心理认同与情感共鸣,实现良好的节目互动效果,实现主流价值观的表达。

  其二,传播渠道多样化,引导舆论导向。从广义上看,主流电视文化类节目的传播方式是单一具体的,大多针对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年群体,青少年由于自身特有的文化属性无形中被阻隔于传播圈之外。但当下,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却在网台互动、热门IP的生成中完成着多样传播的转化。首先,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依托互联网寻求多样传播途径。在依靠明星艺人自带流量宣传的同时,转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无论是微博中的热搜词,还是节目中的微信摇一摇分享互动,都是在强调参与感的同时,增加其多线传播的可能。另外,节目的网络播出权不再仅限在央视客户端,除了在爱奇艺、腾讯、优酷等多家网络媒体联合播出增加点击量的同时,也将歌曲等衍生品放在“虾米”等APP上播放,这无疑扩展了节目的传播渠道。

  其次,电视文化类综艺节目线上线下相结合,寻求全面曝光的可能。文化类综艺节目不再局限于线上传播,而是与线下活动一起,增强节目的影响力。《国家宝藏》就是故宫博物院联合八大博物馆,让民众甄选国家“重器”,在节目结束后,于故宫博物院中举行特展。这让文化综艺节目逐渐脱去高冷的外衣,变为大众可接受并乐于接受的存在,从而真正走入大众视野,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传统文化深入、多种方式的传播。

  其三,传播范围广泛,培育青年观众。传统概念上电视文化综艺节目由于传播平台和文化特性的限制,使得接受群体相对固定与封闭。而互联网的介入无疑将这个小范围接受群体打破,互联网传播的时效性和多样化打破文化类综艺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壁垒,在时空裂缝的消弭中进行着更为广泛和大众化的传播。在《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中,主流与传统在引发受众感慨的同时,也将经典变为情怀。原有的接受群体被打破,在大众化的审美下,在灵活多变的接受中,培育青年观众,传播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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