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日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
曲折开播历程
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
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新中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7.3)、北平新华广播电台(1949.3)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949.9),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
“上海时间”
提高红色广播辨识度
“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作“海岸时”(后也称“上海时间”)。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订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陇蜀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五个区和五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GMT+8)。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陇蜀时(东七区,GMT+7, 比中原时间慢一小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日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三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一小时的“陇蜀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识。
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订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
同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即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陇蜀时”。
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陇蜀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
“憎爱分明”传达党的声音
“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
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她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说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家楣关于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词(辞)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
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她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她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XNCR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XNCR,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
“大家办广播”做人民的喉舌
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电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还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XNCR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XNCR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XNCR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日,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跟国际的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于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XNCR,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代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哩!”
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
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
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与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及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
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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