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民心”既是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使命，也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宣传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善于汇聚党心民意，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使党的政策成功转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宣传工作的使命所系和职责所在。基层群众因媒体资源相对缺乏，在社会生活中其利益诉求有时难以得到充分表达与解决。因此，如何利用“辞屏”修辞构筑基层群众媒体话语权，让其利益与诉求得到充分表达，从而提升媒体“聚民心”话语能力，是一个现实性的重要话题。
“辞屏”与话语的现实构建
“辞屏”（terministic screen）是伴随修辞动机对现实进行遮蔽、凸显以导引受众的特定修辞性术语，是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所提出的概念。伯克认为，语言是从终极动机出发，通过“辞屏”发挥功能的。“辞屏”是引导注意力的方式，它们以可预见的方式与个别术语一起发挥作用。现实是通过语言创造和构建的，特别是通过特定术语所构筑的“辞屏”。我们对现实的描述和理解需要借助语言符号。在使用语言符号对现实进行描写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的交际意图，我们会使用语言符号对现实进行遮蔽，而仅仅凸显所要表达的内容。因此，语言符号实质上是一种“辞屏”。
遮蔽性、视角性、导引性及动机性作为“辞屏”的主要特点，在话语的现实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各种与个人、社会、文化和历史相关的“辞屏”进行的，它们体现着我们对现实的定位、观点及世界观。“辞屏”提供了一种视角，通过语词堆积的语篇构建现实，为受众创造“指称框架”，具有导引性。伯克的“辞屏”概念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解释语言符号的选择，通过各种语词所构筑的“辞屏”，操纵着人类的动机。人们在使用“辞屏”的过程中蕴含着动机，“辞屏”的使用是一个修辞过程，皆是对于语言使用动机的完美展现。
“辞屏”修辞形塑话语权
“话语权”的概念包括“话语”和“权”。“话语”的发展经历了从索绪尔（Saussure）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福柯（Foucault）的“权力”和“话语”的定义，以及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话语”概念。“话语”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此发展过程中，“话语”的“权”逐渐显现。在对“话语权”研究的基础上，“媒体话语权”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李普曼（Lippmann）提出的“拟态环境”是“媒体话语权”的来源之一。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媒体话语权成为各方研究的焦点。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反映基层群众观念及利益诉求的媒介失语成为一种现象。
提升基层群众媒体话语权，需要媒体发挥主动性，增强社会责任感，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以人民为中心，增强共情能力，站在基层群众的立场，在传播活动中对所使用的语词进行选择，真正构建有利于基层群众群体的“辞屏”。报道所选取的语词要对此群体进行恰当描述，体现话语的公正性。媒体要充分利用“辞屏效应”的认知功能和修辞功能，选择合适的框架和视角，构建适宜的修辞动机，凸显对基层群众的人文关怀。媒体要向受众传达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从而实现对受众的劝说，促进基层群众的社会共识，以真正提高媒体“聚民心”话语能力。
增强媒体“聚民心”话语能力
媒体话语能力在引导社会舆论、控制社会舆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体话语能够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以及对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监督，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对媒体话语能力加以衡量的指标主要包括内容吸引力、媒体公信力、反馈处理能力、传播覆盖率等，以上方面共同作用于媒体话语能力的提升。由于内容的合适与否直接关系到媒体的传播效果，因此提升媒体“聚民心”话语能力，应强化媒体报道内容的价值引导，发挥其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媒体可利用“辞屏”的特性，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报道内容的构建。
一是选择性——斟词酌句，做好修辞准备。伯克认为，“我们必须使用辞屏，因为没有术语我们什么都说不出来；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术语，它们都必然构成一种相应的辞屏；任何这样的辞屏都会将注意力引向一个领域，而不是另一个领域”。因此，在进行新闻写作的时候，“辞屏”的构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使用何种语词作为“辞屏”来体现修辞者的修辞动机以达到修辞目的，就需要修辞者主动了解受众主观和客观的需求，结合媒体的传播要求，斟词酌句，选择合适的、能准确体现修辞动机的语词，进行理性的论述，从而做好修辞的前期准备。
二是导引性——凸显受众需求，在修辞中实现共情表达。关于“共情”的定义，在心理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方面“共情”指对他者内部状态的认知意识，另一方面“共情”是对他者的替代性的情感反应。霍夫曼（Hofmann）认为，共情的关键是心理过程的参与，即“感同身受”。因此，在新闻报道的写作过程中，修辞者需要充分与受众“共情”，从受众的需求出发来进行新闻写作，这是一个对受众重新进行正确认知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写作过程中只唯受众。这种对受众的认知和共情过程，正是为了实现修辞的适切性。受众在认知和情感层面的理性思考是实现修辞动机的重要前提。
三是劝说性——增强传播效果，提升舆论引导力。伯克认为，修辞的基本原理是“以变生效”。虽然伯克强调修辞最终在受众身上产生“变”的效果，但他更强调“变”的前提和基础是“同”，即真正的修辞效果来源于与受众的“同一”。伯克的修辞观建立在“同一”的基础上，“同一”的基础则来源于特定修辞情境中的修辞动机。“同一”既是修辞目的，又是修辞策略。因此，与受众的“同一”是实现“辞屏”劝说性的前提和基础。选择合适的语词构建“辞屏”，考虑受众的需求与受众共情，在受众一方“变”成为“效”的基础。“效”即成功的劝说，也即“变”产生的传播效果。媒体的传播要注重传播效果，传播效果是检验媒体传播是否成功的标准。合理运用“辞屏”，共情受众，使受众倾向于接受传播的内容，有利于增强传播效果，从而提升媒体的舆论引导力。
媒体通过“辞屏”提升“聚民心”话语能力，尤其是提升基层群众的媒体话语权，创新传播手段与话语，营造适宜的媒介舆论生态，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与引导力，从而最终增强社会凝聚力。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