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临众多全球性挑战的今天，反思全球知识史的重要性有重大意义。就全球知识史的研究重点、现存挑战和知识中心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人文学院计算与数字人文教授任博德（Rens Bod）、英国杜伦大学科技史副教授约瑟夫·马丁（Joseph Martin）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历史学教授伊夫·金格拉斯（Yves Gingras）。

　　厘清知识全球化与全球知识史的关系

　　知识全球化与全球知识史的关系是全球史学家正在积极探讨的问题。马丁告诉本报记者，知识很早以前就已经具有全球性的特点。例如，古人类学家发现石器制造相关知识曾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而这比书面语的出现还要早数千年。无论是文字记录还是物质文化，我们能看到的所有知识体系的痕迹都显示它们早就融入了全球网络。因此，全球知识史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不能简单将其视为全球化的历史，不过知识及其流动对于理解全球化的历史至关重要。

　　任博德表示，知识全球化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的现象，在19世纪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存在，如今更是极大受益于互联网的出现。全球知识史则是一门比较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如何获取知识的学科。他告诉本报记者，全球知识史可以阐明知识全球化是如何发生的，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如何写出一部同等对待所有地区和文化的多中心知识史；人类的知识从启蒙开始发展到现在，对自然和文化的理解走过了怎样的道路；知识的历史是否存在普遍的模式和原则；等等。

　　任博德认为，研究全球知识史十分重要。许多著名的推理、定律都被错误地归功于西方学者，其实追溯源头最初的发明者往往是中国、印度或阿拉伯国家学者，比西方后来的定律和论文出现得早好几个世纪，当然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并解释与之相关的历史。除此之外，全球知识史还有其他重要意义。事实证明，在不同场合，学者曾重复劳动。任博德在其研究成果中展示了古巴比伦的模式搜索在人工智能创建生成工具中的应用，以及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的语言学和文学思想是如何被20世纪欧洲和美国学者所接受的。知识的传播和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在全球史中不易辨别，而历史学家需要揭示这些影响，并将人类历史知识体系公之于众，以便公众都能获取并使用这些知识。

　　全球知识史研究离不开跨域合作

　　金格拉斯告诉记者，实际上“全球知识史”的概念近期才出现，是商品和资本交换全球化在学术领域的体现。不过，学术界一向喜欢创造新的“流行语”，如20世纪60年代的“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逐渐被21世纪的“关联史”（connected history）取代；自20世纪末开始，“全球史”（global history）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人们采用。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是学术界为区别传统方法而采取的区分策略之一。在这些新名称背后有一些重要问题，那就是知识是如何流动的？这种流动给知识的含义带来何种影响？什么样的知识流动速度更快？又有哪些知识流动速度更慢？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地理、语言和文化如何促进或阻碍知识流动？这些都是关键问题，重要的不是“比较”和“连接”以及“世界”和“全球”之间的差异，因为那只是文字的表面区别，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历史事实本身。

　　金格拉斯认为，学者应将重点放在研究对象的本体性质上，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对电子、原子等物质本质认识的统一性让学者的国际合作变得更为容易。相比之下，社会和文化的地方性特点更加突出，因此合作往往局限在同一地的学者之间，这使得相关国际合作及知识的流动更加困难。

　　在任博德看来，全球知识史研究面临着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可获取性，并非所有文化都有书面载体，也可能是经由口耳相传而传播和留存下来的。即便有书面载体，也并非所有图书馆或档案馆都可以查阅。试想一下著名的廷巴克图手稿，涉及天文学、数学、历史学、逻辑学、神学、语言学等学科，对知识史十分重要，现存有数十万份手稿，但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供研究人员查阅。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比较不同文化中似乎毫无共同之处的概念。这种情况下，学者必须在语言、历史、艺术和科学概念之间寻找相似性和潜在模式。也许最难的问题在于，研究目标是建立一部多中心的世界史，平等对待所有地区和文化。这意味着需要摆脱以某个地区为中心的知识史，将每个地区或每种文化作为其自身的中心，然后比较这些中心内部及各中心之间的知识产品。学者必须处理好这些中心所使用的语言。由此引出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为了编写一部真正的全球知识史，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必须通力合作，然而历史学家往往不习惯大规模合作，这就涉及历史写作领域的文化变革。但是由于没有人能学会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因此合作将是编写全球知识史不可或缺的要素。

　　马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全球知识史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方法论挑战。全球知识史具有多维的特点，涉及许多地点、文化、语言等，还需要专业技术知识来理解相关知识的内容，对学者的知识储备提出了较高要求。在一些英语国家，分配职业奖励的制度不适合合作出版，因此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不愿意参与团队合作，但回答全球知识史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需要协调不同的专业知识。

　　打破语言隔阂

　　与其他全球性议题一样，全球知识史也面临着话语权问题，不过受访学者都表示，在这一领域虽然存在西方霸权，但情况正在好转。在任博德看来，全球知识史主要由西方主导，在“全球北方”国家，对西方知识史存在强烈的偏见。许多历史学家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懂欧洲各国语言之外的语言。但如今情况正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学会了中文、阿拉伯文、日文等其他非欧洲语言，他们越来越多地从其他大洲探索知识史。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Renaissances: The One or the Many？）中比较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的文艺复兴。而任博德本人也在《模式世界：全球知识史》（World of Patterns: A Global History of Knowledge）一书中将西方自然科学从常规的核心角色移除，介绍了整个人类历史和全球各地区的知识生产方法。

　　任博德认为，若要了解一个地区，学者必须深入考察当地档案馆、图书馆中的资料。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这样做，且已经持续做了一个多世纪。例如，在19世纪末，梁启超等中国学者重新发现了非常丰富的墨家逻辑思想，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经过对比他们发现中国和希腊的这两个传统推理和辩论法则基本相同。1973年，考古学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的帛书中有《五星占》约8000字，其中包含了天文表格和计算行星位置的数学方法，其精确度与几个世纪后欧洲学者建立的天文模型大致相同。知识史研究不止一次地以中西方学者合作的形式进行，例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中国科技史、文化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全球知识史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学者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对世界上各个领域的知识发展有全面了解。

　　马丁告诉记者，从制度上来说，学术界十分保守，因此固定领域内的重要机构往往不会发生变化，学者仍然倾向于从同样的期刊、同样的学会、同样的会议和同样的大学来评估某一学科的现状。在这个意义上说，接受过西方培训的学者在评估当前的学术状况时，往往还是会从同样的、主要是西方的机构中获得启发。他补充到，其实即使在西方世界内部，英语学术界与法语或德语学术界之间的交流也少得令人吃惊。与东西方之间的隔阂相比，马丁认为学术界在语言方面的分歧要大得多。例如，他经常发现自己与中国、日本或韩国同行的接触多于与法国同行的接触，原因很简单，因为其法国同行很少用英语工作。

　　尽管如此，就知识内容而言，相关领域的状况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中国历史作为一个课题，现在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全球知识史方面，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刚获得美国史博士学位的人如今在美国几乎很难找到本专业领域内的工作，高校更倾向于聘用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历史方面有专长的人，而不是聘用专门研究在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北美和西欧历史的人。

　　马丁表示，从外部进入一个成熟社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在自然科学领域更加困难，部分原因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语言和文化维度要比自然科学领域重要和复杂得多。为了克服相关障碍，需要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其他地区的人接触越多，就越有可能找到重叠的领域，建立合作关系。他说：“了解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行为方式至关重要，而要做好这一点，需要一个全球相连的知识界，我们任重而道远。”

　　跳出“霸权”概念

　　金格拉斯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全球知识史的概念容易让人忘记各领域的知识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生产资料。一个国家的论文数量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性。回顾科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洲的知识中心从希腊（公元前500年到公元250年）转移到阿拉伯国家（11—14世纪），然后再转移回欧洲（17—20世纪），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全球知识生产结构存在中心和边缘是难以避免的。

　　他表示，从知识史的写作角度来看，每种文化的学者都不可避免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其所属文化或地区的历史上，因为知识史的写作需要对文化和语言有深入了解。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学家若要关注17世纪的历史，他们就需要精通拉丁语，随着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学的减少，美国的科学史学者越来越关注近代史。同样，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如果想研究中国的知识传播，就必须了解汉语。因此，他认为“霸权“的概念不利于理解知识的流动。因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往往具有普遍性，如牛顿运动定律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成立。社会学理论是为了理解社会行为而产生，因此只能适用于特定社会，鉴于地球上的文化多样性，这些理论不太可能具有普遍有效性。尽管“文化资本”之类的概念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社会，但解释社会演变的理论仍可能是地方性的，因为社会科学理论倾向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所说的“中程理论”，即只在特定空间或时间内有效。北美地区之所以长期主导大多数科学领域，显然与技术创新带来的强劲经济发展有关，而技术创新本身又与许多拥有较高学术水平的高校的创建有关。

　　金格拉斯认为，知识总是与特定对象相关，需要特定的方法，产生特定的概念和理论，抽象地谈论“知识”有风险。过去50年中，知识的传播情况根据学科和地方研究传统不同有很大差异，需要关注的并非“全球性”而是“有效性”，这才是知识的真正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