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增长”一词由法国社会哲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于1972年提出，并在21世纪初受到广泛关注。“去增长”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不应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应通过减缓经济增长实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稳态经济。在可持续发展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理念和政策的背景下，经过40多年的发展，去增长理论的框架和内容日渐清晰且丰富。近日，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教授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等人于《自然》期刊发表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发达国家在全球能源消耗中的责任、“去增长”相关政策的实施以及未来研究面临的诸多挑战。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的形势下，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话题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发达国家对资源消耗负有主要责任

　　目前，全球经济基本围绕增长的方式进行构建，很多国家、地区、领域和行业均力求提高产量。希克尔等人认为，这种无限的增长方式加速了气候变化与生态崩溃，与改善人类福祉和减少生态环境破坏的目标背道而驰。高收入经济体及其主导的企业以及富裕阶层正以不可持续的速度消耗着全球资源，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生态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呼吁发达国家放弃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目标，减少破坏性和不必要的生产形式，并将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确保人类的需求和福祉上。与此同时，“去增长”是有目的的，会为那些仍需要增长的中低收入国家继续释放能源和材料，旨在实现经济的稳定以及社会和生态目标。“去增长”与衰退不同，衰退代表混乱和社会不稳定，主要发生在有些尚需增长的经济体未能实现有效增长的情况下。

　　近年来，“去增长”的方法因其可以实现快速脱碳、停止生态破坏以及改善社会成果的特征，受到多方关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及世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22年发布的报告表明，在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崩溃的挑战过程中，应重点考虑“去增长”的政策。具体而言，一是减少不必要的生产。这意味着要缩小破坏性行业的规模，例如化石燃料、肉类和奶制品的大规模生产。同时，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并降低富人的购买力。二是改善公共服务。确保高质量医疗保健、教育、住房、交通、互联网、可再生能源和营养食品的普及性，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可以在减少使用资源的情况下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应。三是引入绿色就业保障。围绕紧迫的社会和生态目标提高劳动力技能，不断提高衰退行业或夕阳行业的劳动力在下岗后的再就业率。四是减少工作时间。此类措施可以降低碳排放，让人们自由地从事护理和其他改善福利的活动，并随着不必要的生产活动的减少进一步稳定就业。五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需要减免中低收入国家不公平和无法偿还的债务，遏制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易，并重新调整生产能力，以适应社会目标的改变。

　　“去增长”重点研究领域

　　目前，一些国家和城市已经出台了与去增长相关的政策。例如，许多欧洲国家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维也纳和新加坡以高质量的公共住房而闻名；芬兰、瑞典和新西兰正在进行缩短工作时间和提供基本收入的试验。希克尔等人认为，以上政策都是一些初步尝试，想要以安全和公正的方式实施更全面的“去增长”策略，学界还需要重点研究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降低对增长的依赖。全球经济体的发展从多方面依赖于增长，例如，社会福利通常由税收资助，企业依靠预期增长来吸引投资者。研究人员需要逐个识别这种“增长依赖性”，进而提出解决方案。例如，企业不应优先考虑股东的短期财务利益，而要把社会和环境利益放在首位，并考量生产活动的社会和生态成本。此外，平衡国民经济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和生态变量的新宏观经济模型，并将其用于预测再分配税、公共服务等去增长政策的影响。然而，现有的模型通常只关注单个国家，忽视了资本和货币流动等跨境动态。例如，当市场对一个国家的低增长感到恐慌时，该国可能会将其资本转移至海外，从而对本国货币产生不利影响并增加借贷成本。因此，新模型需要考虑能够加强对资本流动边境控制的国际合作，并建模考察合作的影响。

　　其次，引入新的融资形式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政府可以停止对化石燃料开采的各类补贴，设置财富税以增加公共资源和减少不平等。从经济学视角看，如果需求增加超过了经济的生产能力，就必须管控通货膨胀风险，而将货币用于公共服务则可降低生活成本的通胀。与此同时，通过鼓励共享和协作消费、鼓励翻新与维修基础设施等措施，也可以减少人们对物质商品的需求。

　　再次，扩大缩短工作时间的试验范围。现有证据表明，缩短工时可以减轻员工的工作压力，改善睡眠状况，同时保持生产力。但大多数试验都集中在北欧国家的公共部门，以及北美、欧洲等地区的部分私营企业。该方法能否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等更大范围内应用，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和评估。此外，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缩短工时对人均员工成本、不同行业员工的收入以及最终碳排放的影响。

　　最后，重塑资源供应系统。目前，没有任何发达国家是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其居民的基本需求。高收入国家占有的资源明显高于其应得的份额，而一些中低收入国家面临资源匮乏的情况。研究人员需要将能源以外的材料、土地、水等资源纳入考虑范围，研究住房、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食品等供给系统，切实思考哪些社会和制度变革可以改善供应系统、哪些类型的供应系统最具社会和环境效益。

　　在希克尔等人看来，西方国家如今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增长是否会遇到限制，而是如何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推动社会繁荣，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需要大规模动员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人员。为取得更多的研究资金，“去增长”研究还需要提高在联合国会议等主要经济、环境和气候论坛上的关注度和讨论度。

　　支持与批判的声音共存

　　当前，公众对经济增长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将福祉和生态目标置于增长之上；美国和英国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支持增加工作保障和减少工作时间。“去增长”的支持者表示，“去增长”并非提倡紧缩政策，也不是让急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放慢发展脚步，而是“从充足性的角度思考”。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可持续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山姆·亚历山大（Sam Alexander）认为，“去增长”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或经济模式，其基础是有计划地收缩经济的资源需求，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来保障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要倒退至“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是主张发达国家的人们减少过度消费行为，靠更少的钱过上舒适生活。

　　尽管如此，“去增长”理论也不乏批评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首席科学家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认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不切实际的概念，要求人们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减少消费是一场必败之战，“去增长”下的经济收缩有可能引发失业、企业倒闭等不确定性，降低企业和政府的收入，研发经费和创新活动也会因此减少。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发达国家可以在不影响增长的情况下减少污染，也无需将本国污染大、资源消耗大的企业迁往发展中国家，而是通过智能监管的方式在国内直接减少污染。此外，在技术进步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太阳能和风能变得更加便宜，并逐步取代煤炭发电，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对这些批评观点，“去增长”的支持者认为，批评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世界各国在追求无限经济扩张的同时，要降低碳排放并保护脆弱生态系统，势必会消耗使用更多的能源。更多的增长意味着更多的能源消耗，而更多的能源消耗在短期内使实现脱碳变得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