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时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得以深切体悟新闻传播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创造人类福祉的公共价值。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多元杂糅氛围，激发了跨越学科壁垒与专业边界的学术好奇心，个人研究逐步涉及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媒介文化研究、城市传播等。及至新技术繁盛，大众媒介转型，数字媒介实践全面崛起，研究兴趣遂聚焦媒介理论。期盼未来在个体短暂的学术生涯中，参与并见证中国媒介学的创建。

　　数字媒介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挑战，是突破“人的尺度”。控制论之父维纳所预言的“人与机器完全相当”逐渐成为一种现实。这带动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人类生存境况的巨大变革，也引发了对于人类主体性及其文明的思考。技术媒介与人之主体的互构，深深地潜藏于历史，并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今数字技术迸发的动能，更使其成为当今人文社科领域最具前沿性的重大命题。

　　突显了人与技术耦合的最新状态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古希腊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突出了人类作为认知自身及世界的主导地位。这一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创造性地使用以反对中世纪的“神性”，赋予“人性”以正当价值。欧洲启蒙运动更确立了理性人的主体地位，提出了认识论主体。布洛克概括了西方看待人和宇宙的三种方式：聚焦上帝，把人看成是神创造的一部分；聚焦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聚焦人，以人的经验作为对人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牟宗三精辟地概括为神本、物本、人本。这第三种人文主义正是“人的尺度”思想在现代的演进，它对于冲破专制社会的宗教垄断具有重大意义，展现出解放思想的强大力量，开启了现代文明。但现代性确立之后，西方人文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都遭遇挑战，正如霍克海默所言，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理性在祛魅的同时又树立起自身的绝对权威。对于理性主体及人文主义的反思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议题。二战后，理性人、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环境的主客体对立等观点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就媒介研究而言，在人文主义的现代性范畴中，人与技术媒介关系的经典理解是：人是理性主体，技术媒介是实现主体的手段和工具，处于客体的位置，不可僭越人之主体性，否则将危及人类文明。这也构成了大众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前提。

　　当前数字技术的崛起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介革命，冲破现代性确立的“人的尺度”势在必行。在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历史时刻，一方面，基于人文主义传统的危机论不断涌现，对于智能技术威胁人类主体产生深深的忧虑；另一方面，后现代、后人类、技术哲学、环境学、人类学等理论思潮认为，这正是反思人类理性膨胀的妄自尊大、重新审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及其与非人主体之关系的难得契机。哈贝马斯说，后人类把过去视为万物尺度的“人”去中心化，既令人兴奋，也令人焦虑。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正面临重大转折，人类文明何以为继、何去何从，有赖于当前全人类的卓越智慧与齐心协力。

　　数字技术对于人的尺度史无前例的突破是，通过把世间万物数据化，将人与物纳入计算机的信息反馈系统中，打通了有机体与机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控制论认为“死”的机器和“活”的有机体是等同的。当代中国系统科学研究者评论说，在方法论上看，维纳把两类迥然不同的对象——机器与有机体——放在同一个概念体系下来考虑，这是他在思想上最重要的变革。技术哲学援引考古人类学成果指出，从来就没有本质化的人，人类演化为当前的生命形式，正是因为人类是能够使用并发明技术的物种，技术早已深深地影响、嵌入人类基因及其发展历程。当前数字媒介的崛起突显了人与技术耦合的最新状态，媒介研究亟待超越既有的“工具论”“再现论”“建构论”“交往论”等，在主体论、存在论层面拓展新的研究视域。

　　两元对立论的坍塌

　　数字媒介对人的尺度的突破，集中体现在两元对立论的坍塌。诸如人类—技术、过去—现在、个人—社会、时间—空间、自然—文化、物质—精神、身体—意识、主体—客体、现实—虚拟、人—非人等。如果将媒介理解为两元之间的中介化过程，数字媒介正引发形形色色的两元趋向于交织融合，并生成出崭新状态。媒介的作用是在原本隔绝的存在物之间建立关系，但这决不是简单的两物相加，而是在中介化过程中不断实现多重关系的连接、转换，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状态。以现实—虚拟、物质—精神这两组两元论为例，某些观点关注数字媒介的去物质化倾向，及其对于虚拟空间的营造，意识、精神仿佛可以脱离物质和现实而存在；另一类观点则强调媒介的物质性，认为物质是任何媒介不可脱离的现实基础，对于虚拟性、精神性具有根本的规约。

　　上述刻意突出任何一面的观点，其实是共享两元对立论的预设，因为他们都只是在这个框架中申明某一元的重要性及不可或缺。打破两元论的看法是，数字媒介的重大革命，实现了物理现实与虚拟空间的实时交互，因此创造出虚拟实在——与物理现实、虚拟空间并存的人类社会第三种空间形态，由此突显了数字媒介性：突破人与外部世界的重重区隔，呈现为人与外部的不断交织、融合的动态过程。当前热议的元宇宙即是这种数字媒介性的一次阶段性集中爆发，数字技术创造新型时空的进程不会止步于此。

　　在破除形形色色的传统两元论中，最具颠覆性的是人与机器耦合的新型主体的浮现，这也是数字媒介对于人的尺度最彻底的突破——对于肉身主体的突破。数字技术催生了众多的赛博现象，赛博空间、赛博城市、赛博社会等，体现了技术机器系统与人类在多个方面的互嵌融合。赛博人，即是赛博现象中的新型主体，它打破了人与非人的界域，将人与技术系统的耦合视为赛博生存的一元新型主体。这体现了超越传统人文主义主客体两元论的后人类“生成一元论”哲学观。在一元主体观的视角中，有机体生物与有机化的机器系统及社会系统，摆脱了两元对立的情形，转变为共生自主系统。德克霍夫指出，“技术融合既增强人又增强机器，人与机器相会并合成一个共生体，不仅是伙伴，而且或多或少成为一个有机体”。在这种自然—文化连续统中，人—机共生主体并不排除人类的自主性诉求，只不过这种诉求的提出与实现要以人与技术系统的和谐共生为预设前提。这种生成一元论的创新价值在于，不但要警惕在神本、物本、人本中倚重某一类的倾向，也要规避寻求所谓“本”的本质主义陷阱。不难发现，这种旨在打破两元对立论的一元主体观，与中国哲学主客体统一、人与自然统一的思维特征有着很多方面的相通与契合。事实上，众多关涉西方现代性主客体对立的批判理论，都大量汲取了中国哲学及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源。这个观点的重要启示是，突破人的尺度，并不意味着人之自主性的必然丧失；相反，极端割裂人与自然、技术、世界的有机联系，将人与宇宙万物、非人类主体对立起来，正是引发当前人类文明危机的重要原因。

　　当前中国数字媒介实践之丰富与广泛全球瞩目，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城市数字化转型等成为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传播学者业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更需扎根本土经验，开掘中国思想文化丰厚资源，创造中国媒介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积极推进世界范围的深入交流。在数字技术席卷全球、人类文明进入新纪元的历史时刻，深刻审视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调适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谋求人类文明更美好、更宏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与责任，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当负有艰巨而重要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