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已出版专著《王船山哲学研究》《汉语言哲学发凡》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为人类贡献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它是一个富有生发性的概念，可以成为中国哲学话语创新的一个突破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答世界向何处去、如何实现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世界向何处去”，既是一个关乎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当代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中国思想乃至世界思想正处于新的“文化生发期”。公元前5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世界上四个主要的文明体，即欧洲、中东、印度、中国之间基本上处于均势，东方的中国与其他文明体之间的交往相对较少，处于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19世纪中叶之后，以工业化和民主政治为标志的欧洲现代文明发展到相当程度，开始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压倒性影响，西方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与此同时，世界其他文明旧形态面临解体，不得已在接受或反抗西方的过程中学习西方。就中国而言，1919年的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一个重要事件：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它标志着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从器物、政治制度进入思想文化层面，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与此同时，复归中国传统的文化守成主义在潜流中兴起；从世界文明的角度看，西方文明（现代性、现代性反思；斯拉夫文明）与中国文明（以及隐含在宋明理学内部的印度文明传统）等不同文明形态在中国大地上交融互动，世界性新文明的端倪业已生发。
世界性新文明能否跳出“现代”的掌心进入“当代”，创建有别于现代精神气质的当代性？“当代”和“现代”“古代”之间的“代”际之别，不单是时间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气质上的。冯契先生曾提出，近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在“古今中西”之争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当代世界，我们似乎面临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如何理解“古今中西”？一方面，在当代，古、今、未来的“时间”三维和中、西、印等多元文明“空间”仿佛被压缩在一起了。创建有别于现代精神气质的当代性，首先需要创建一种有别于古代、现代的“当代”时间观、历史观。退步、循环、进步，除此之外，我们能否找到理解时间、想象历史的其他方式？另一方面，在多元文明“空间”压缩的背景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除了关心自身之外，还需要以更大的责任心筹划世界秩序。世界历史的尺度构成了中国“当代性”的一个重要面向。因此，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演变为：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中国文明及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开辟有别于古代及现代的“当代”新天地。
构建当代性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需要着力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新的时间历史观与世界历史观念，结合中西思想资源，一方面将“当代性”发展为一个内涵丰厚的概念，另一方面则用丰厚的“当代性”概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哲学的基础。
在最直接的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了一项世界政治秩序原理。当今世界，正处于从民族国家向新的世界政治组织形式与世界政治制度转变的过渡阶段。“全球地方性”或许可以是一个与此过渡阶段相应的意蕴丰厚的世界政治概念。它标示我们的客观处境：对于现实处境中的全球性面向与地方性面向（民族国家面向），我们有着同样真切的感受；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地方化的时代。它标示我们对于客观处境的主观理解，即一种全球—地方视域：我们同时站在民族国家公民与世界公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全球地方性还意味着评价世界政治组织形式与世界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这种制度一方面创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作为世界有机体的中心（全球性），另一方面又能够容纳自然生长起来的多元与差异（地方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上承中国古代及近现代以来的大同理想。《礼记·礼运》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它自被康有为表彰以来，已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大同”思想的重要传统思想资源。冯契反思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既济”与“未济”，指出人的自由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家尚未给出满意解答的主要问题之一。在“群”的层面，这一问题表现为：怎样建立人类的理想的自由王国？“大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大群”层面追问这样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尊崇自然、绿色发展。这里隐含了对现代单线的进步史观的反思与纠偏。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强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这里既隐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也隐含了重“和”的中国传统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限于“人类”。或者说，为了“人类”的共同命运，我们必须将“自然”“天”的维度纳入进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为目的，但它对人的理解超乎人际。人的本质不限于权利、不限于人际。人生天地间（际），以成己成人成物、参赞天地之化育为分内事，这正是道心之思所自觉到的人的本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为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促成人在天人共同体中实现人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