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办。会议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主办，30余位学界业界专家围绕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视角、范式转型和主体构建等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了学科发展的“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新十六字方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胡钰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回望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为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找到新方向、新思路、新原则。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崔士鑫对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的建设提出三点期望：一是传播中国价值，明确努力方向；二是寻求普遍规律，拓展研究领域；三是培养时代新人，打造人才队伍。

　　历史与未来：重述起点、立场与方向

　　与会学者认为，今年是美国主流传播学者施拉姆访华40周年，也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奠基者斯迈思首次来华调研50周年，且适逢斯迈思《依附之路》中文版面世。无论是立足历史事实，还是基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逻辑，都应正视斯迈思50年前对中国传播实践的研究，融通中外的中国传播研究绕不开这份学术遗产。

　　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传播学可以追溯到“一个偶像，一个会议”：一个偶像是1982年来华的施拉姆；一个会议是同年召开的“首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以及基于对国外传播学有限了解所确立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

　　回望40年，中国传播学在“系统了解、分析研究”上精耕细作，引介了大量海外特别是美国传播学研究成果；而在“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上，则呈现出明显的短板和不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亟须对当前传播学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倾向，进行全面的系统性反思和根本性调整。为此，与会学者回溯了中国传播学的起点，重申了中国传播学的立场，探讨了新时代中国传播学转型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提出，虽然施拉姆1982年访华被认为是传播学作为正式学科引入中国的开端，但《国际新闻界》在1979年就曾发表美国批判学派的译介文章，而斯迈思早在1972年就已到访中国，开启了中国与传播学的联结。今天，在经历了40年的学科化发展后，中国传播学已经进入历史范式转型和理论与实践范式转型的关键阶段。立足新时代和新征程，学界需及时将传播新现象概念化、范畴化、框架化并最终普遍化，构建起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谈到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的范式转型的具体方向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赵月枝表示，斯迈思和施拉姆代表着中国传播学的两个不同参照对象，前者认同中国道路，50年前就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实践，后者则是40年前来到中国宣扬观点。回溯他们与中国传播研究的渊源，不是在中国学术场上打西方学者的代理人战争，而是新时代中国传播学在根植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正本清源和守正创新的需要。斯迈思的研究有助于中国传播学辩证认识社会变迁与国际环境的影响，在真正“融通中外”的过程中，促进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融合，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高晓虹从三个方面进一步阐明中国传播学再出发的方向。一是要突破传统的学科分类思维，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二是要突出新时代的重要意义，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三是要立足中国，即把中国发展作为研究坐标，把中国实践作为研究起点，把中国经验作为论证中心，把中国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把中国范式作为理论追求。

　　理论与实践：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中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实践中许多真问题得不到知识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低容度的粗放型知识又严重生产过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张涛甫认为，这一矛盾的本质是对他者学术话语的重度依赖和对中国现实语境的路径偏离。因此，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亟须树立自身主体性，并通过“学科贯通”与“实践转向”这两大路径实现范式转型。

　　传播学处于人文与社会科学交叉路口，本身就具有多重理论来源，“学科贯通”是其特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张辉锋从斯迈思的传播学与经济学的重要联系谈起，提出新时代中国传播学应开辟更多研究视角，对人类传播现象、传媒产业运行原理做出丰富深刻的解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隋岩建议，要充分发挥传播学调动、组织、引领多学科的优势，发现时代新问题，提出原创的新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表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实践转向”源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理论武器能够在业务、历史和理论三个层次上引导知识体系创新。同时，为避免零碎化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的实践转向需要聚焦“元问题”，回归新闻传播与人的关系，在实践中促进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

　　新华社研究院院长刘刚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视角提出，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实现独立自主的传播体系之前提，媒体的传播行为受到利益主体、意识形态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在新兴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创新，对于引领新闻实践、引导舆论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去依附”与“反依附”：斯迈思的多重启示

　　与会学者认为，《依附之路》中文版的出版，对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对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的三大体系转型而言，守正创新的基本立场便是走出一条学术和思想上独立自主的“去依附”之路，并为更广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担起“反依附”的学术使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维佳表示，在依附体系中，除政治经济关系外，种族与文明等级体系也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依附体系，也离不开国家与资本的合谋，如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和跨国公司的文化输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在文化上基于文明等级论，中国在探索国际传播对策时必须直面这一问题。今天中国的国际合作和对外传播体系与西方有根本区别，必须阐释好中国实践的特殊性。

　　《依附之路》译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认为，中国媒体的群众路线是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与传播体系的根本前提，这为讲好中国故事、坚持传播技术自主创新、打造社会主义文化阵线、构建文化主体性等提供了价值支撑。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曹培鑫认为，我国当前的大众传媒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在传播技术、媒体实践、舆论管理等面向上合力形成了斯迈思意义上的“意识工业”，而理论和教育界却未完成对这种媒介景观的理论化和实践批判。

　　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洪喆看来，当前大量“平台研究”具有欧美社会制度的路径依赖，以个人主义领域的斗争应对平台经济的剥削。可基础设施的根本问题不应是平台收益分配，而是如何为集体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学界应更加关注为何生产、如何生产、生产后如何分配等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

　　近年来，国内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虽在数量上蔚为大观，但国内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深度上仍有不足。《新闻记者》主编刘鹏建议，学者们需同时兼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深入田野现场的实践精神，才能建构起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概念和理论。

　　建设新时代中国传播学

　　40年来，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中国构建出了一个“去政治化”的“价值乌托邦”，不仅使中国的传播研究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陷入深度“依附之路”，而且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造成干扰。这套所谓“普世主义”的学术体系不仅早已因自身的严重内卷化而失去生命力，而且从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相背离、与中国道路的价值体系相龃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提出，“从施拉姆到斯迈思”的转向所指涉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符号问题，也是两条道路及其文化政治的分水岭。建设新时代中国传播学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赵月枝认为，不论是施拉姆所代表的冷战传播学，还是斯迈思的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来没有外在于“西方”传播学。遵循新时代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新十六字方针，就意味着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培养投身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传播主体，真正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新时代的发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