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是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官方报纸。作为“国朝定制”，邸报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网络的重要一环。新闻史学界对邸报多有研究，但邸报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研究仍属空白。

　　边疆邸报的发现

　　查阅《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发现，雍正二年（1724）六月二十九日，镇守四川松潘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佥事周瑛在呈奏给雍正皇帝的奏折“周瑛奏在藏防范抚绥诸事折”中提到，“臣于西藏接阅邸抄，仰蒙圣主天恩，赏臣一拜他拉布勒哈番……”周瑛在西藏看到的这份邸报内容是雍正皇帝对周瑛在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中所作贡献进行的奖赏，说明邸报最晚于雍正二年已经到达了西藏。另，在林则徐编辑的《衙斋杂录》中也发现林氏多次在伊犁将军府翻阅及摘抄邸报的内容。道光二十二年，林氏因禁烟被发配至新疆，到达伊犁当晚，他在家书中写道，“此间看报，将军处最快，大率五十余日可以看见”，十五天后在第二封家信中提及，“昨得阅邸抄一次，但阅至九月中旬止”。从两则材料可以确证，清朝时期邸报已经抵达了西藏与新疆地区。云南、贵州等处也零星见到一些邸报传播的情形。

　　以西藏为例，通过挖掘史料，发现邸报在西藏还实现了相对稳定化的传播。笔者查阅、梳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发现有关邸报在西藏传播的档案史料有30余笔，涵盖西藏事务的阁抄频繁出现在驻藏大臣的奏折、皇帝的上谕、理藩院（部）的咨文等材料中，内容包括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方面；涉及吏部、礼部、理藩院（部）、度支部、农工部、会议政务处等部门，阁抄相对集中在理藩院（部）档案中。

　　结合其他档案史料，发现邸报对不同时期清政府治理西藏的重大事件，比如康熙末年平定准噶尔叛乱、雍正二年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叛乱、乾隆时期解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乾隆末年两次击败廓尔喀入侵，以及清朝末年抵抗英国入侵西藏等内容进行了完整的记录。这表明，邸报到达西藏后，在西藏实现了相对连续、稳定的发行与传播，记录了不同时期影响西藏政局的重大事件、西藏宗教事务以及涉藏对外关系，成为清政府治藏政策变迁的记录者和见证者。

　　边疆邸报研究的价值

　　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与现实背景下，边疆邸报研究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学科价值以及现实意义。

　　第一，边疆邸报研究有助于填补研究空白。目前不管是新闻通史类著作，还是断代史著作，都未提及邸报传播内容，甚至在少数民族新闻史或地方史的新闻史著作中，也没有涉及邸报在边疆传播的内容，似乎邸报从未到达边疆地区。现有的研究现状，与清朝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下实现了多民族治理的实际不相称，与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不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诉求不匹配。开展边疆邸报研究，能够拓展既有学术领域，开阔既有研究视野，呈现出邸报发展的全景，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新的活力；同时，边疆邸报研究能够填补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空白，加快民族新闻学学科建设，促进新时期边疆民族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二，邸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边疆邸报研究有利于推动不同学科间的贯通与融合。邸报作为古代报纸，内容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因此，邸报除了具有作为沟通手段的政治传播功能外，还具有“备史臣采择”的史学功能。目前已经发现的邸报在边疆传播的史料，不仅与藏学、民族学、地方史等领域的研究形成了很好的对照和呼应，而且弥补了相关档案史料的不足。边疆邸报研究有利于推进当前新闻学与藏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融合和贯通，从而推进不同学科及问题域之间的融合与知识的创新。

　　第三，边疆邸报研究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术支撑。邸报在西藏的发现，表明邸报在清朝实现了内地与边疆的一体化传播，提供了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主权关系的例证。因此，边疆邸报研究是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历程的一座学术“富矿”，通过邸报挖掘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能够为加强民族团结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有利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边疆邸报研究的方向

　　为深化邸报研究，接下来的研究重点大致可以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进行邸报史料的收集与考证，加快电子数据库建设及史料汇编的出版工作。新闻史研究的开展，是以对史料的准确和充分占有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没有对重要、关键史料的考证和甄别，就无法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因此，边疆邸报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对大量档案史料进行收集与考证。目前，收集到的邸报史料覆盖官修史书、地方志、日记、笔记以及报刊等多个来源，在对其进行鉴别、分析、整理的基础上形成可以共享的清晰完整系统的数据库或资料汇编，是进行边疆邸报研究的第一步。

　　第二，在多重视野下探索邸报与清政府边疆治理的关联，深化对边疆邸报的传播要素、传播功能以及传播网络研究。研究视角决定了研究问题，研究者持有何种媒介观会影响对报刊的理解与认定。对边疆邸报的研究可以从工具论和中介论两个视角展开，前者把报刊看作工具和手段，需要解决的问题有边疆邸报的信息源或内容来源是什么、内容类型有哪些、治理或控制主体是谁、参与主体有哪些、传播对象是谁、各自角色和功能是什么；后者把报刊看作中介和连接，涵盖的问题包括，边疆邸报如何构成中央与地方政治传播网络的节点，如何参与清朝政府的边疆治理网络，如何实现清廷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沟通、互动等。

　　第三，加强边疆邸报运行与发行体制研究，厘清行省与边疆地区邸报发行体制的异同。清朝在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目前，有关清代邸报研究形成了以直省（行省）驻京提塘官为中心的研究框架。据《清史稿》记载，驻京提塘官十有六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各一人，陕甘、新疆一人，云南、贵州一人，漕河一人，可见西藏并未设置驻京提塘官。那西藏邸报是如何运转的？它又是如何到达边远的边疆地区的？其间有哪些环节与流程？

　　深化上述基础研究对于勾勒清代邸报发展全景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边疆邸报研究目前存在诸多难点，比如现有研究薄弱、概念或范畴模糊、邸报原物阙如、史料存在分散性与间接性等。但正因如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构成一个全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开创性领域。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