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造福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作为全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解决全人类的危机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制度借鉴。因此，如何让“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走出去”，让全人类分享中国实践的伟大成果，是广大科研人员的重大课题和历史使命。笔者认为，“走出去”的途径是传播，传播的桥梁是“话语”，建构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对外传播的话语路径

　　话语，不同于传统语言学视域中的“语言”“言语”，更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是整个社会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符号，关注话语建构过程中与其他符合系统互动过程中的意义的发生。

　　巴赫金认为，人类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中，意识形态、知识、权力等要素在话语关系的互动中得到显现，话语既是载体又是内容，二者相互影响、相互约束。费尔克拉夫批评话语分析（CDA）的三维框架，体现了话语的社会实践性，进而揭示出话语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运作。福柯作为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代表，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作为理性本源的“先验主体”，实际上只有操纵话语的权力，权力与话语才是所谓“主体”的真相，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为人说话”。所以，不存在纯粹的话语、绝对的知识真理，它们都是在一种集体意识中被积极地建构起来的。话语与权力等相互作用的思想催生了“话语权”概念。

　　可见，话语不仅是形式主义语言学所描述的一套规则，更是具有强大功能和影响的建构性资源。话语与权力等制度化结构、秩序、机制有着互动的多向关系。理论的突破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了解话语的实质能够引导我们发挥话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在国际中“发声”，提高中国话语权。

　　对外传播的话语建构策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传播的主体是中国知识分子。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制度等看作一个“文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传播话语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译语话语的建构过程，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原语文本的话语解构和译语文本的话语重构。那么，掌握一定的传播原则和策略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传播目的，提高传播效果。

　　一是深刻了解中华文明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于中华大地，它的众多思想和概念（如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都植根于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互促互进的生动体现，融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中华现代文明的重要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所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贯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根脉。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播者，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不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特质，将不可能真正理解、准确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思想、概念、制度，也不能建构起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也就不能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需要进入中华传统文明的历史视域，真正了解中国的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以及表达这些思想观念的话语体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伦理、价值的基础，在中国话语体系中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其对外传播奠定阐释基础。

　　二是注重传播过程中的视域融合。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目的并不是彻底推翻西方话语体系，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家，讲好中国故事，进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然而，制度差异带来的隔阂客观存在。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让西方社会听得懂、听得进中国故事，了解、理解并认同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法理性？笔者认为，现代阐释学视域融合理论可以给我们带来启示。传播者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语话语向译语话语转换的过程中涉及两次视域融合。第一次视域融合发生于原语话语的解构过程，即理解中国故事，走进中国历史时空，充分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文本”；第二次视域融合存在于译语话语的建构过程，即讲述中国故事，走进传入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了解传入国思想观念、价值体系，预测受众的解读历史性和意向性，在与传播者历史性和意向性的视域融合中建立新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译语话语，这样可以使传入国受众更好地接受并认可。只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传播才会切实有效，让两种学术语言和理论体系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平台上对话，提高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是做好话语系统的语码转换。话语虽然具有意识形态、权力等运作的深层机制，但是其表征形式是语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传播的话语建构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上，仍然是原语与译语的语码转换。汉语与印欧语系等世界其他语系存在着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系统方面的差别，相同的语义底层有着不同的形式表层。在保证原语信息准确真实的前提下，需要考虑译语语言规则和表达习惯。

　　功能语言学认为，一切语言的基本功能都是处理意义。于此，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理解经验，即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意义，另一种是表现社会关系，即关注人际关系的意义；将前两种意义组织起来就形成了语篇。在经验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概念形成了可以表达中国的关键词，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核心，是世界认识中国的基本框架。对于这一部分，语码转换时要凸显原语的原质特征，应该由国家组织专门的学术团队，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术语库，让核心概念得以定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内外传播的基本型。在人际层面，传播者应该根据不同的交际语境中“人”“时”“事”等语境参数遣词造句，在语气（包括情态、评价）系统合理选择语言资源以建构不同的人际意义，达到交际目的，提高传播效果。在语篇层面，根据主位系统和衔接机制选择语言资源以建构话语的形式表层，在关注原语表达特色的同时，充分考虑译语语言系统的刚性要求。这不仅需要反映文化的审美情趣、思维模式和哲学观，还要关注接受者的接受状态和效果。

　　综上，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思维理念、行为方式、精神追求，即使是同一类现代化发展路径，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传播的话语建构应立足于中国本源性哲学伦理、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在保持差异性特征的同时，充分考虑传入国及其受众的普遍质态，最大限度地保证传播的接受效果，从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上古意识形态在《尚书》中的构建及其域外传播研究”（17YJCZH01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典籍儒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及其域外传播研究”（10BYY07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