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11日，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等机构主办的“第一届宋代考古与文物学术研讨会”在线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宋史研究新成果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充分发挥考古学作用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前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并作出“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重要指示。河北大学副校长单耀军表示，值此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与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学术研讨，对于积极推动宋代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韩立森认为，考古工作应邀请历史学家共同参与，便于优势互补、各取所长。建立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定期交流机制，可以迸发出更多的学术火花。

 

　　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然而在对秦汉以降的历史研究中，我国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曾长期各行其道。据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杭侃介绍，我国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侧重在秦汉以前，甚至有“古不考三代以下”的说法，因为夏商周三代之后文献资料相对丰富，历史记录体系也比较完备。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姜锡东认为，考古学是历史研究的先锋队，特别是在对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时代的研究中，离开考古学就无从谈起。如今，虽然学界对秦汉以降的历史研究也离不开考古学取得共识，但在宋史研究的实际工作中，考古学成果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宋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以传世文献为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李华瑞表示，宋代留下的传世文献数量比先秦以来的总和还要多，但与浩如烟海的明清文献相比又较为适中。正因如此，宋史学者习惯在现成材料中寻章摘句，对新材料不甚敏感。

 

　　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知名学者王国维就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河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会长吕变庭提出，回顾整个20世纪，考古学为中国史学科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进入21世纪，考古学仍然是包括宋史在内的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支撑。李华瑞认为，打破学科壁垒，将考古与文物从学科总体角度引入宋史研究，对提升宋史研究整体水平意义重大。

 

　　宋辽金元考古成绩斐然

 

　　在赵宋王朝存续的三百多年间，辽金元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先后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阶段，丰富多样的文化遗存见证了中国北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宋辽金元考古工作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城市考古、陵墓考古、手工业考古等方面。

 

　　城市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核心领域。近年来，北宋东京城、北宋西京城、辽上京城等城市遗址的考古工作都取得了喜人成绩。北宋初创之际，宋太祖赵匡胤对于国都的选择，曾在河南开封与洛阳之间举棋不定，最终以开封为东京，以洛阳为西京。通过对北宋东京城内州桥遗址的研究，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三营提出，州桥从唐五代时期简易的木构梁桥式建筑，发展到北宋时期规模宏大、雕饰华丽并配有文武双楼映衬的全石结构梁柱大桥，反映了北宋时期中国桥梁建筑技术的高度成熟。此外，其体量庞大的石刻壁画以及精美的雕刻技术再现了北宋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是东京城古建筑的杰出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建华表示，唐宋以后的城市多为古今重叠型城市，洛阳也不例外。从唐代的东都到宋代的西京，洛阳成为唐宋变革的重要舞台。城市考古的每一处遗址，都是从细节上为唐宋变革作注解。而在唐宋变革的过程中，城市格局及建筑细部的变化，都是国家意志、技术革新、建筑理念等方面的动态变化，其背后都是人心之变。

 

　　辽上京位于内蒙古赤峰，是辽五京中最重要的都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自2011年起负责辽上京的考古工作。在他看来，辽上京皇城有着秦汉以后历朝首都中唯一明确的东向轴线布局，独特的规划设计反映出北方民族尚东的传统。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形成“回”字形环套格局，改进了隋唐长安城宫城偏于郭城后部或东北角的规划，是“择中而立”居中思想的具体体现，对后世都城营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陵墓考古长期以来被视作证经补史的重要手段。北宋帝陵位于河南巩义，南宋帝陵位于浙江绍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刘毅表示，宋代皇陵制度主要承自汉唐，鲜见创新，皇陵的选址、建筑设计、平面布局受堪舆术影响极大，陵区制以及石像生制度对后世皆有影响。在河北大学博物馆原副馆长李文龙看来，位于河北保定的“宋祖陵”，其神道石刻技法、风格、造型、装束等方面与北宋皇家宗室墓地十分接近，它的发掘为宋代皇陵类型、石刻艺术、皇家与宗室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陶瓷考古是手工业考古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宋元时期制瓷业空前繁盛，河北磁州窑便是北方地区的著名磁窑。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介绍，北宋后期到金代前期是磁州窑的发展时期，其产量和质量都快速提高。到了元代，虽然瓷器产量很大，但质量有所下降。秦大树表示，宋元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民阶层兴起，因此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特色和审美取向。磁州窑瓷器的纹饰多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生活题材和吉祥图案，是庶民艺术的典型代表，也是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标本。

 

　　种种考古证据表明，宋元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重要转型，世俗化倾向强烈。在区域社会、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等专题研究在宋史领域日益升温的当下，考古学的作用愈加凸显。诚如杭侃所言，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宋辽金元考古工作同样是认识历史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信通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更多的交流，可以为了解宋代历史、认知中国古代社会贡献更好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