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8月25—26日，“第八届中国新闻史青年学者论坛”在京召开，与会学者围绕“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新闻史研究的实践视野与价值建构”这一主题，就如何使新闻史研究更加深入地走向社会、走向实践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注重实践视野和价值建构

　　新闻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邹吉忠谈到，聚焦“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一主题，需要以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为研究起点，关注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和实践创新，挖掘新题材、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年轻的新闻史学者，要致力于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体现新闻传播界青年学者的时代担当和历史责任。

　　新闻传播学要对时代之问进行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保持开放的国际视野尤其重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需要青年学者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进一步厘清国际传播领域里的标识性概念、范畴以及表述的来龙去脉，参与并引导国际学术研究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谈到，新闻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需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静态与动态的关系、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新闻史研究者要对当今社会实践及其特征进行历史的、全面的、整体的把握，掌握其中的规律，建立空间上普遍联系、时间上延续相继的全球史观和大历史视野，正确处理历史发展过程中多重矛盾的内在关联，进而准确理解并合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复杂性和规律性，作出符合历史真实描述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

　　中国新闻史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哲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表示，新闻作为建构这个世界的一种主观实践性活动，构建了新闻本身，也构建了新闻的主体活动。新闻媒介的产生改变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如今，在新技术条件下，新闻学领域的业务、理论创新速度加快。新闻世界如何以“对话和沟通”机制，推进人类不同文明和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合，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新闻史研究需要以史为鉴，继承和发扬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艾红红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广播事业在推广普通话中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她认为，1950年以来，通过搭建遍布城乡的国家广播宣传网络，制定以普通话为通用语言的播音政策，声音广播不但成了中国人的普通话语音教师，也使普通话传播的范围得以迅速扩大。全国人民同听一则新闻、同做一套广播体操的仪式化传播景观，持久地影响和塑造了国民语言和身份认同。

　　新闻史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必须充分占有材料，才能细化、深化研究。山东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俞凡探讨了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深入基层、扎根基层，通过实施减租减息、土改等政策，使农民和共产党之间建立了利益共同体；在基层政权建构过程中，通过教育、口号、标语等方式，建立了意识形态共同体。意识形态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相互捆绑，使根据地政权得到了民众认同，为革命、建设、改革打下良好群众基础，获得了强大的群众力量。俞凡表示，党的根据地宣传动员工作的模式到底有什么意义？怎样评价这一宣传动员模式？这些问题值得探究。近年来，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赵丽芳一直致力于民族地区新闻史论研究，聚焦喜马拉雅一带早期藏文报刊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她谈到，藏文报刊《各地新闻明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民族国家观念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份报纸是研究喜马拉雅地区政治、舆论斗争的很有价值的文本。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新闻学也面临转型升级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昆认为，新闻教育改革方兴未艾，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必须推陈出新，亟须将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纳入新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之中。新文科建设使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和渗透，进一步拓展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空间，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学术创新的机会。随着新闻传播学学科地位的整体提升，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也需要在夯实基础研究的前提下实现创新发展，为新闻传播学整体发展提供支撑。

　　此次论坛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联合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