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研讨
评议人：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刚才八位教授的精彩发言，信息量、思想含量都非常大。
从内容上来看，八位教授的发言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侧重于现实问题，主要有吴晓明教授、辛向阳教授、刘建军教授、韩庆祥教授；另一部分侧重于理论问题，有孙利天教授、李景源教授、戴维·麦克莱伦教授、大村泉教授。当然，两部分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因为讲现实肯定得有理论支撑，同样，理论也需有现实观照才行。这是我的一个深刻体会。
吴晓明教授谈的问题，与张江教授在开幕式上谈的主题高度相关，就是当代学者的使命和担当。吴晓明教授讲的使命和任务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学术任务，也是我们必须要肩负的时代担当。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论述中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人类社会每次重大的跃迁、人类文明每次重大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吴晓明教授主要是从这里开始阐述的。他从哲学切入，讲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哲学的理解。黑格尔讲哲学就是把握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讲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尽管表述不一样，但都是讲哲学离不开时代。离开了对时代的把握，哲学就是无根之萍，没有土壤。哲学必须关注时代，把握时代。吴晓明教授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摆脱“学徒状态”，要获得“自我主张”。我觉得，他提出的观点确实非常重要。实际上，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大的理论创新哪一个纯粹是从文本里解读出来的，或者是从哲学思辨中推导出来的？实际上，重大的理论创新都是以研究现实问题为开端，积极回应时代要求产生出来的。这不是喊一句口号，提倡一下而已，而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孙利天教授主要是从文明观点看多元的哲学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他从哲学的表述说起，提出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也就是哲学和文明存在密切关系。孙利天教授认为讲文明必须讲哲学，要对哲学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深入的辨析与讨论。一方面，哲学必须要关注生活世界，必须倾听生活世界的呼声，不能远离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哲学又必须以差异化、多样化的观念切入生活世界。现在到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肯定是多样性、差异性的。所以，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哲学必须是多元的，不可能是唯一的、一元的。孙利天教授认为，真理是一元的，哲学本来就是多元的、多种多样的。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哲学，应该是多元哲学，不同哲学之间应该相互对话，相互交流。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哲学，那么哲学也就终结了，文明也就终结了。孙利天教授最后的结论是反对哲学的独断论，反对文明独断论。我认为，这是哲学对文明的一种重要理解，是非常深刻的。
辛向阳教授讲的是文明强国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年，讲文化的比较多，讲文化软实力比较多，研究文明强国的相对比较少，提的也比较少。毫无疑问，文化强国和文明强国还是有些区别的：文化强国主要是从文化、经济这两个层次来展开的；文明强国是多层次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是个综合的概念。
刘建军教授主要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学理性解读。首先是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问题谈起，即是谁创造的，创造主体是谁？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表述阐明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理严谨扎实。其次是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或者中国创造的文明是多种多样的，体现在方方面面，最根本的是制度文明。其他文明都是从制度文明引发出来、体现出来的，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文明都谈不上。所以，必须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最后是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怎么理解，有时间上的新，脉络上的新。进而讲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五大文明整体考虑，凸显了几个维度，提出了三个学理命题：一是中华文明新形态，二是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三是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刘建军教授的解读很细致，同样具有启发性。
韩庆祥教授从对比的角度来讲文明新形态，不是单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解，特别是跟西方所谓的文明对比讲起，认为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实际上就是帝国思维。接下来讲的九个方面的问题很细，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包括从理论上来讲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和联系，讲文化是人化，文明是化人。他还讲到了几个文明的划分，中国的传统文明主要讲伦理性文明，西方近代是资本文明，中国的文明新形态是人本性的文明，这些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李景源教授在发言中讲的是唯物史观与文明建构，主要是讲邓小平理论的起源，这是一个新问题。过去我们研究邓小平理论，很少探讨邓小平理论起源问题，因此李景源教授提出的问题很有新意，与今天的主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学理逻辑是这样的：把邓小平理论归结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开创了新文明，这是基本逻辑。他讲到，邓小平理论起源于两大问题，一个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的思考，再一个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思考。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就是对这两大问题的回应和解答。由此，李景源教授提出两个核心观点，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的拨乱反正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拨乱反正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一个是灵魂，一个是核心。不管是灵魂也好，核心也好，都是强调这两个“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观和社会主义观具有极端重要性。他接下来讲对这两个“观”的理论看法：拨乱反正，最根本的是坚持唯物史观，核心是实事求是。这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和文明新形态的秘密所在。应该说，他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作出了新的阐述，很有启发性。
戴维·麦克莱伦教授的发言讲了两组概念，一是中国与世界，一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组的中国和世界，实际上就是讲现在我们都生存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面临共同危机，所以必须合作。面对世界的各种挑战，中国最有能力来解决世界危机，比如气候变暖问题。第二组概念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真正的人类文明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他还提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概念，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平等是虚假的、表面上的。
大村泉教授主要是研究文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有精深的研究。他回应了学界的一种观点，马恩全集新版本即历史考证版中的一些提法与原来的提法不一样，原来我们说唯物史观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创立的，那是唯物史观形成的一个标志。新版好像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新看法，但他还是维护原来的观点，认为真正的唯物史观还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提出来的，并为此作出详细的考证。他提出唯物史观应该是马克思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引导线，或者是提出了一个假说。我认为他的提法和列宁的看法相近。列宁提出，《资本论》问世以后，唯物史观才从假说变为科学。总之，大村泉教授讲的唯物史观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引导、先导、方法论，这是有意义的思考。
第二场研讨
评议人：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刚才七位学者的发言，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来探讨文明的互相理解、互相交流、互相借鉴问题，很多观点非常有启发，使我受益良多。我谨就有些观点的进一步展开提出一些建议。
杨耕教授给我启发最大的是，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存在各种矛盾，包括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两种异质文明的互相碰撞，引导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化、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是完全被压缩在同一个进程当中的。我期望杨耕教授展开具体化的研究，能够产生更多新的系列成果。
丰子义教授讲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改变，特别是讲到中国的发展，历史性地产生了新道路和新形态，强调新形态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各种因素和五大层面。同时，它是一个新的范式的建立，包括理念、精神和价值等。因此，他讲到人类文明新形态将贡献于人类文明总体，改变文明的格局，拓展发展道路，并且为人类文明注入强大的活力。这主要是一个概念方面的分解，如果丰子义教授将来在历史性方面做更多考察的话，我认为一定会产生引人注目的成果。
杨国荣教授讲的是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哲学。他特别提到哲学是非常独特的，是区别于知识的特殊类型。世界历史使得世界哲学成为可能，因为现代性开辟出世界历史的时候，让原先地域性和民族性历史都进入世界历史整体当中。因此，杨国荣教授特别讲到了求其通，也就是存在统一性领域的敞开和澄明，要求进入本源领域以及超越界限，特别讲到了超越界限和超越知性的哲学见解相联系，我非常赞同。我的建议是，世界历史确实为世界哲学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但是现代世界本身是异化的世界、分裂的世界、对立和冲突的世界，所以并不能直接成为世界哲学的舞台，实际上应该是在扬弃的现代世界当中，真正使世界哲学成为可能。所以，谢林在晚期实际上是黑格尔已经去世的时候提出：“世界哲学在现在根本没有看到一点迹象的，世界哲学还离我们非常远。”我的看法就是，世界哲学的基本趋向非常重要，而且已经显示出了可能性，但是它的实现实际上是在扬弃的现代世界当中才能真正成为可能。因此，马克思讲到的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也是在新文明类型当中才能够真正展现出来。
孙向晨教授提出作为文明论范畴的“家”的概念，特别讲到其在中国传统当中有深厚的根基，讲到了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主要阐述的就是“家”何以成为文明论的范畴，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当中有深刻的根基。我的建议是，轴心期不同的哲学和文明，唯独在中国用这种方式使得“家”能够长期保存，并且成为文明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可以比较一下希腊文明的解体，一方面，苏格拉底说出了希腊文明解体的主观性，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理所当然的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在《理想国》当中，要求把国家的实体性重新当成掌控或者支配主观性的重要方面。如果这样来叙述的话，文明论的方面就能够更加突出地在比较中清晰体现出来。特别是孙向晨教授最后讲到关于文明论范畴的当代意义，同样可以在比较中使它得到更加清晰的表现，比如讲从尼采和海德格尔以来，“上帝死了”而导致了欧洲虚无主义的降临，海德格尔把欧洲的虚无主义看成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天命。在这样的厄运当中，如何显现出甚至成为海德格尔哲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术语叫“无家可归”状态。同时，他又讲到一切本质和伟大的东西都是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传统中生了根这一点产生出来，就是家在传统中生根。事实上，感受到这一点的恐怕不仅仅是尼采和海德格尔，还包括当时许多思想家甚至是诗人，比如荷尔德林。
郗戈讲到了驾驭资本的问题，主要是从概念分析和基本逻辑上把这个事情讲得比较清晰。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当中，资本的两重性在起作用的同时，又作为意志的因素，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在控制、调整它的某些方面。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启发的。特别是讲到了两重性，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即作为生产性要素，一方面是物，即社会关系。因此，讨论了驾驭资本的形成。基本的定位形成之后，如果能够形成与社会历史相关的更加具体化的论述，特别是结合中国实际作出具体化的论述，也能产生更多的成果。
孙乐强教授讲到了现代文明主要的三个规定：第一是资本逻辑；第二是扩张文明，以弱肉强食作为基础的；第三是意识形态的统一，实际上如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讲是意识形态虚假的统一。我的建议是，今天的哲学只有站到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的立足点上，才能真正地理解古代哲学和东方哲学。此外，孙乐强教授讲到的市民社会问题，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孙乐强教授也提到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定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关于这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反复讲到过，并在简短的一段话当中说，只有在基督教世界当中才真正产生出原子式的个人，以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布。所以，理解中国社会，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人是理解中国的钥匙，也是孙向晨教授讲的家的原则仍然在起作用，而苏格拉底时代在希腊的伦理当中是家庭原则的解体；第二，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但中国社会转变的可能性在于它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性。
德国波多·洪姆巴赫教授讲得非常简短，标题是《大变局时代的国际合作》。我确实感到他有非常美好的心愿，他谈的那些观点一般来讲我都赞成，是基于非常公平的立场，有许多善意的呼吁，但是他对这个世界抱有浪漫主义和温情主义的想法。对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我们永远高度地赞赏，但是永久和平论后来遭到黑格尔的驳斥，康德在理念当中虚构出来的永久和平，只要碰到现实就土崩瓦解。因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更加冷静并且现实地来观察当今世界的变局才行。
第三场研讨
评议人：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八位专家围绕论坛主题作了非常精彩的报告，其中七位是学者，一位是政治家。
鲁道夫·沙尔平先生作为政治家，对于当代的挑战、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在中西合作框架下的有益思考。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聚焦“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共同的责任”，我们要共同制定规则和标准。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所有事情都相互结合在一起，但是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规则在哪里？标准在哪里？从七位教授的分析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几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首先或者说它主要的是基于西方文明的特点来加以推进的，从而制定了一系列西方的标准，并成为应对世界问题的基本规则。
对此，安乐哲教授提出，这样一些规则和做法只是一个有限的游戏，并不是无限游戏。有限游戏导致的输赢，对人类可能带来的是一种灾难性结果。鲁道夫·沙尔平先生的发言，给我们开放了一个场域，今天的中国不单单思考自己的问题，它同时承担着人类的命运。正如很多学者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题，以及新的天下与家的概念，在大会主题“大变局中的文明”之下，它的应有之义体现得更加鲜明。
从七位学者的发言来看，各位的学术背景都偏向中国哲学，但是事实上所阐述的问题是非常开放、非常多样的。
张志强教授的论述，提出了很关键的问题：在当今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文明、中国的传统不只是面向过去，还要关注它如何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面貌。同时，他提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来节制资本发展，体现了当代文明的底色。在党的领导下，传统文化如何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它既需要从学理上梳理，又有很强的现实性。
唐文明教授把问题收窄到儒家问题上，即从中西古今的挑战来看待如何来推进发展。在这里，他提出的几条原则我也赞同。一是保持文明的主动性，中华文明最大特征是五千多年始终保持了主体性，没有丧失自我。中间有一段是丧失自我的，但很快纠正了过来。二是今天这种自主性并不是一种自我封闭，世界也对中国高度期待。三是文明主动性能否保持下去，有赖于学习能力，深度学习就显得尤其重要。封闭的主动性是不堪一击的，只有在深度学习状态下，把人类最优秀的文化纳入进来，实现自我更新，才能够积极参与到全球提出的新理念、新路径、新看法中去。四是文明间的相互成就，其实是对于人类未来的一种新的面向成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是责无旁贷的，而且责任重大。
比照唐文明教授非常细致的儒家研究路径，程乐松教授则给出了一个方法论路径，这与吴根友教授提出的问题也有很大的相关性。今天，我们来谈上述问题，都与怎么贡献中国智慧密切相连。更普遍地面向人类问题时，我们有土壤极其丰厚的文化根脉，确保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但是，今天对中国提出来的任务，不单是一个自我认识，同时要对人类作出贡献。无论是程乐松教授讲的方法论问题，还是吴根友教授讲的汉语哲学问题，其实都有一个自我突破的问题，即如何破除传统的局限，能够对于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给出一种普遍性的解答。正如安乐哲教授集中在“家”和“世代性”生存当中给出的思考。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转化问题。接着安乐哲教授讲的，“孝”有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如果转换语言，我们思考人类的问题就不单单是在一个平面上，需要把世代中的存在、正义以及人类的活的传统传承都纳入进来，让它更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更能够为世人所接纳。同时，这种转化也对当代中国的智慧、当代中国的哲学提出了一个课题，即如何创造性地实现这种转换，使它成为更普遍的、对当代世界更有针对性的思考。
刘梁剑教授提出超越现代性，把当代性的概念纳入进来，使它成为一个更普遍的视域。其实，几位教授的思考都与他有共同的面向，都是把更多的思想资源纳入进来，面对人类普遍的问题。
安乐哲教授这样的论述非常具有示范性，可以看到他提到了所谓有限、无限问题，“厚与薄”的问题，以及当代英美政治哲学家所作问题的思考，并给出了非常中国式的回应，一个中国式的极简版的道德版本，回应英美世界提出的这些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术路线，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示范。怎么能够介入当代国际性的讨论话语当中，贡献出我们的方案，也是对我们每个学者提出的新要求。
吴根友教授通过聚焦汉语哲学主题，回顾了历史。之所以用汉语哲学，而不是仅仅用中国哲学，就是要以更加开放多元的眼光看待世界，来推进哲学的思考。像吴根友教授提出汉语哲学这样一个方向，也是为了让中国智慧能够以更普遍的方式为全人类作贡献。
最后，梅谦立教授以自身经历来谈文明的互鉴，以及相互的学习，既看到西方对于中国科举制的借鉴、认知，也需要我们自己做好再认知，科举在破除考核难题方面提供了路径。中国很早的时候就通过战争机制来更新政治的力量，以及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说明人类有巨大空间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