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的科举考试，到如今的中高考，考试几乎成为讨论中国教育问题绕不开的主题。研究我国考试制度与社会的结构性联系，对未来教育不无裨益。

　　科举改变古代社会结构

　　自古以来，我国注重以考试的方式来挑选社会精英，并由此确立国家的政治文化理念。从周代的乡举里选制到汉代的察举制，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儒家“有教无类”“选贤与能”等思想的浸润中逐渐形成的。

　　科举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表示，科举改变了社会结构，为社会下层人士提供了一条跻身上层的途径。“榜上名扬，蓬门增色”，这不仅是统治者对读书人的利诱和鞭策，也是科举时代社会阶层流动的真实写照。而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同时，科举还促进了相当范围的社会区域流动。每逢会试，各地举子相聚京城，而高中后的进士又会前往全国各地履职，有力地促进了各地人才的交流。

　　考试取士制度的演进，需要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一定的时间积累。隋代创立了科举制，却因国祚短暂而未能发展。至于唐代，科举对社会的影响才开始真正显现。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日前举行的“考试与中国社会”论坛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谈到，唐代科举录取的人数为历代最少，物以稀为贵，因此唐代对科举及第大肆褒扬。雁塔题名、杏园探花、曲江宴饮等社会新风尚，都从侧面反映了唐代对科举的重视。

　　科举在宋代之于社会层面的影响持续扩大，且出现了很多新态势。据华中科技大学语言文化系副教授陈文龙介绍，一是确立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二是将考卷糊名、誊录，加大了录取公平性；三是考试内容实现了从重诗赋到重经义策论的转变；四是科举与学校结合更紧密，逐步形成了“取士并由学校升贡”的局面；五是科举录取人数增多，且科举出身者在中高层官僚中占据绝对优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科举制在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变革。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表示，1902年之后的科举乡会试已不再采用八股文体，而是改考中外政治史论和具有现代性的考试题目。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毕业经考试成绩在中等以上者奖给进士科名，还首次引入了百分制，并将考试分为临时、学期、年终、毕业、升学五种。

　　现代考试更注重才智教育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当今中国教育意义上的考试，尤其是高考，仍被视作改变个人人生轨迹的重要途径。

　　从1952年至今，我国高考已走过了70载春秋。70年来，高考出现过中断的情况，针对其存废也有过争议。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星看来，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以教育为切入口奠定了一种社会新秩序，为1978年改革开放的实施提供了助力。刘海峰表示，高考是利弊并存的选拔性考试，总体看来对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利大于弊，通过制度的不断改进，高考必将在选拔合适人才、保障教育公平、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流动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的考试制度都是以才智教育为主导的。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陆一表示，人的才智主要表现为高阶的认知能力，落实在对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考试对才智教育的助益不仅是个人化的，也是社会性的。参与大规模考试的过程是一种有益的社会规训，使人习得在规则范围内公平竞争的秩序意识，承认在才智水平上的客观差距，从而促进科学知识的普及。

　　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试教育的弊端日益显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提出，在寻找标准答案的套路化教学中，学习内容令人厌倦，考试压力令人焦虑。学习者重复已掌握的知识套路，是一种智力发展的停滞与心理依附的增强，学习动机已倾向于考试结果带来的外部激励，学习内容的吸引力非常有限。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表示，应试教育导致很多学生进入高校学习后，依然在寻找标准答案，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不利于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

　　为了改善应试教育带来的诸多问题，20世纪末，我国开始推行素质教育改革。素质教育对应的是一些诸如品德、审美等更内在、更具人文性且无法像才智一样被一定标准评估的部分。在陆一看来，素质教育与才智教育并不矛盾，只有“强才智—强素质”的目标才符合中国教育提质升级、科教兴国的愿景。人的全面素质有些可考评，有些不可考评，所以考试不可能承载所有责任。尽管素质教育已在我国推行了20多年，但一些措施仍有待完善。为了建设与素质教育、考试制度兼容的发达教育体制，迫切需要学界对现代考试技术、教育评价方法、人才选拔制度进行与时俱进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