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张清俐）2月23日，“战国出土文献学术座谈会”在线举行，与会学者集中探讨了出土文献为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带来的诸多新契机。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依赖传世文献研究中国古代经典。然而，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传世文献也在变迁，后世学者很难精确得知经典的原貌，以至无法准确地认识和理解经典。出土文献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传世文献被质疑的问题。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中的《耆夜》篇，记录了周公在宴饮时即兴所作的乐诗《蟋蟀》，与毛诗所传《诗经·唐风·蟋蟀》文句极为类似，又有明显差异，从而引发学界对《诗经》源流的热烈讨论。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曾对“清华简”与“毛诗”不同版本《蟋蟀》的关系做过论证，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源头。“李学勤先生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郑州大学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季旭升介绍说，目前仍有日本学者以声韵特征分析为依据对“清华简”《蟋蟀》提出质疑。对此，季旭升表示，《诗经》有其独特的押韵现象，如果用“和声”现场表演的场景来看《蟋蟀》，其押韵现象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这也有助于理解从“清华简”《蟋蟀》到《诗经·唐风·蟋蟀》发生的改变。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经典版本的类似差异还有很多，围绕这些差异，学界在解读经典时往往存在争议。如经典《老子》在传世本之外，又发现了“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北大汉简”三种出土文献本。通过对比四种版本的差异，学者发现传世本“大器晚成”一句中的“晚”在三种出土文献本中写法各有不同，学界由此推断传世本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错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沈培分析认为，传世本“大器晚成”的写法符合春秋战国时期的语用预设和用字习惯，与三种出土文献本的用法并不冲突。

　　大量战国出土文献也进入了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者的视野，引发了诸子学研究的新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曹峰认为，对诸子学思想史的讨论，应区分“典型诸子”与“非典型诸子”中各自不同的“前诸子”，子学类出土文献有利于确认“子”“家”的名称是何时出现、“非典型诸子”的流传情况以及“典型诸子”的知识背景与思想背景。

　　会议由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人文讲堂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