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对“五月风暴”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回应，当代法国学界涌现出一种对现代性进行更广泛批判的宏大社会思潮。尽管大多数当代法国批判理论家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但他们依然认为，马克思是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先驱。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高峰”，《资本论》依然是我们今天探讨现代性问题不可回避的思想资源。这一观点在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进一步被证实，皮凯蒂站在西方资本主义新发展阶段所作的判断，同时进一步证实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总体性逻辑相比，当代法国批判理论因其反本质主义、反还原主义、反历史主义的思想主张，故而呈现出多元化、零散化、异质性等理论特征，被冠以“后结构”“后现代”“终极现代”之称，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本论》的误读。

　　第一，当代法国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指向，是通过强调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前提，试图瓦解《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基础，从而把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产之上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历史性剖析转变为立足于意义生产之上的、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经济学探讨。这里存在着两条基本进路：一是像巴塔耶那样，从人类学研究中获得灵感，将不同于功利原则的象征交换置于普遍社会生活的中心，进而探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一般人类学；二是像利奥塔那样，以当代科技革命等环境条件变化为依据，从后现代视角审视现代性的逻辑缺陷。值得提及的是，在广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上，鲍德里亚是走得最彻底，也是对马克思批评最尖锐的一位，他延续的是巴塔耶的象征交换理论。在《生产之镜》中，他对《资本论》中“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一系列概念展开批判，其意图是彻底否定唯物史观的物质生产前提，以聚焦意义生产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取而代之。由此出发，广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彻底丧失了作为历史科学的基本属性，最终蜕变为一种浪漫主义批判。

　　第二，科学认识论，即从法国新认识论角度解读《资本论》的新哲学范式。这是阿尔都塞所开辟的、从法国新认识论角度解读《资本论》的独特路径，为其学生巴迪欧、马舍雷等人继承。阿尔都塞明确指出，他对《资本论》的阅读是一种哲学的阅读，即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阅读，既不同于把《资本论》当作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学阅读，也不同于从某个专门领域分析《资本论》所内含的特定理论空间。巴迪欧延续了自己老师的思路，在他看来，以“理论实践”的方式阅读《资本论》，其核心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抽离出一种使得马克思的学说成为科学的一般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架构甚至应当以几何学和集合论的公理体系加以阐发。应当说，科学认识论解读路径有利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视野，从原先彼此割裂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视域推进到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它仅仅停留于指认问题的复杂性层面，而没有对“《资本论》的方法”这一问题本身作出深刻的解读。

　　第三，时空扩展，即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批判资本关系的动态布展。当代法国批判理论肯定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精髓，不是从“物”而是从“社会关系”层面探讨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但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远远溢出了19世纪的地理空间，在时空两个维度完成了自我布展。譬如，对于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化”转向的列斐伏尔而言，马克思看到的是一定时空制约下的物质生产，列斐伏尔在此基础上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的生产过程。按照列斐伏尔的设想，“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结果，更是其本体论基础或必要性前提，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最高形态就是“空间生产”的辩证法。可以看出，当代法国批判理论家往往能够敏锐捕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对资本逻辑的当代发展作出一定说明，但囿于立场与方法的局限，难以揭示出这些新变化新趋势的社会历史本质，而只能从资本权力建构的角度加以思考。

　　第四，权力批判，即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组织权力维度。无论是从宏观维度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政治基础，还是从微观视角拓展基于身体控制的生命政治理论，权力批判始终是当代法国批判理论解读《资本论》进而对现代性展开批判的重要路径。比岱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价值”与“劳动力”等概念不仅是经济学概念，而且是社会政治概念，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生产中考察价值形成与劳动力耗费，赋予经济概念以社会形式，才能真正理解市场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内在关联。福柯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规训与惩罚》等文本中，通过对《资本论》中“劳动力商品化”“协作与分工”等部分的创造性解读，意图说明资本统治与资本主义治理体系的微观权力基础。

　　总体而言，当代法国学界从上述四条路径出发解读《资本论》，其中既有立足文本分析的经典阐释，也有基于重大现实问题探讨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努力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虽然不同思想家的立论基础不同，理论旨趣各异，即使同一学派内部思想观点的差异也极大，但是也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其一，他们都强调《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主张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其二，他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不同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始终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着各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其三，他们都借用其他西方思想文化资源，围绕《资本论》展开跨学科式的研究，进而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发展为更宏大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

　　然而，当代法国批判理论虽然都体现出“超越马克思”的激进批判立场，但就其理论本质而言，却是退回到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词句革命”。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革命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基础上的。马克思耗费大量精力写作《资本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探寻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其目的就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寻求坚实的理论基础。反观当代法国批判理论，它径直否定了马克思内在批判路径的科学性，反而从外部寻求浪漫化的超越。无论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权力批判，一旦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撇开了阶级分析方法，任何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寻都将成为无根之萍。进一步而言，当代法国批判理论打着特殊性的名义掀起一场反本质主义的斗争，殊不知自己却陷入了对具体经验现象的研究。他们否定历史规律，总是以个别领域或新的现象指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因而碎片化逻辑与乌托邦革命总是成为当代法国批判理论的最终归宿。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雅克·比岱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2020M67159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