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关于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等问题的论争，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马克思与道德

　　曹玉涛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塔克—伍德命题”引发争议，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成为西方学界争论的热点，并在近些年扩展到国内学界。塔克、伍德等人认为，马克思把思想、观念归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的物质生产，消解了道德的理性根基。他们还提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道德批判与批判道德、资产阶级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之间的“道德悖论”。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巨大的挑战，我们应在理论研究中进一步坚持并深化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科学认识。

　　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道德观的阿基米德点

　　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和奠基性问题，人文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探索都不能不从人的自我认识和反思开始。马克思明确把人的自我认识看作“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马克思拒绝关于人的符号化定义，转而以“现实的个人”作为理论前提，从而实现道德观上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现实的个人在满足需要进行生产时必然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为保证劳动实践的有效展开，建构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避免和缓和各种矛盾冲突和斗争，法律和道德的观念与原则就在处理、调节、平衡社会关系的活动中作为对它的反映，作为“衡量一切人间事物的标准”应运而生。因此，作为调节人们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法律和道德是人们对社会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理性反思与价值评价，是一种社会意识。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且是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服务的，也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

　　历史唯物主义既包含对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包含着对人的自由解放的理想目标的价值追求。也就是说，唯物史观除了坚持其评价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历史尺度外，同时以自身特有的价值理论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现程度进行价值评价。因此，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评价总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历史尺度，使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和乌托邦空想；价值尺度，使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决定论区别开来。两种尺度，体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视野和人文主义关怀的有机融合。塔克、伍德等人出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两种尺度割裂开来、孤立起来、对立起来，只看到了经济基础对道德的决定作用。他们认为，既然道德完全取决于特定制度和它所在的特定生产方式，那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就只能运用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来进行评判，而不能用后资本主义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它，进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正义的、合理的社会这种结论。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道德观的核心诉求

　　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展开批判的同时，提出了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诉求的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理论。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在科学认识与价值批判的基础上，确证并昭示人类的伟大社会理想。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不仅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全面自由交往。人不仅创造出自然所不曾创造的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与全面的社会关系体系，而且能够自觉地控制这个物质生产的必然性王国，而不使其盲目发展。

　　马克思的道德观不仅是批判性的，也是建构性的。揭示和批判“物的统治”下人的片面的、原子化的生存境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理论探索和思想发展的主题。马克思的道德批判指向的是以法权理念为基础、支撑着“物的统治”这种现代性生存境遇的道德，并进而展开意识形态批判。他的道德建构是以“把人的世界还给人自己”、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奠基的道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重申了用共产主义道德价值观念代替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主张。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中必须阐述、宣传和培育共产主义意识，才能使人们“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以马克思把道德看作虚假意识形态为由，而认为他拒斥道德，这种看法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抽象化了。似乎马克思批判和拒斥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一般性意识形态，要把人还原到没有价值理想和价值规范、不需要思想和精神的纯动物生存状态；似乎他批判和拒斥的不是资产阶级道德，而是全部的道德，要把人带回到不需要行为规范的无政府状态；似乎他批判和拒斥的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正义，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正义。而马克思批判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在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既进行了道德批判，同时又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只要不把二者与它们的具体语境割裂开来，使之成为没有具体社会历史内涵的空洞词汇，就不存在所谓的道德批判和批判道德之“马克思道德悖论”问题。

　　共产主义信仰是马克思道德观的源泉

　　马克思基于人的现代发展程度，审视人的现代生存境况，揭示了资本逻辑和“物的统治”的现代境遇。他指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前景，并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社会分层变革，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从科学层面看，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持续进步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价值论层面看，这是马克思基于审视现代性的时空境遇确立的共产主义信仰。信仰是承载终极价值的理想人格及其家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为内容，展望了“最适合于和最无愧于”“人类本性”的生活图景，蕴含着真善美等价值理念，并赋予它们全新的含义。

　　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工人进行兄弟般的合作，要“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871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明确指出，“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基于共产主义信仰及其承载的价值理念，马克思坚决拒斥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性质的法权道德观，并对以资产阶级观念为根本内容的现代意识形态展开激烈的批判。塔克、伍德等人只关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拒斥而忽略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只看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向往而没看到它的信仰源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道德观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道德观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深刻地阐述了道德观念的产生和实质，批判了资本主义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本质，确证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非正义性。马克思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阐发了人类的正义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的道德观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这不仅使道德问题的探究第一次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且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道德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可能找到永恒不变的、各阶级普遍认同的一致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非历史的观点指出：“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本身是历史性的，“历史”的原初意义是指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道德是人类对其历史性生存的合理性的自我追问，是对人的行为、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的观念表达与价值评价。人类社会生活中依附于物质生产的道德观念必然也是历史的、相对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他们的理论研究生涯中，致力于用历史主义的方法阐明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而是一个产生、发展与衰亡的历史过程。与此相应，他们致力于抨击与批判各种“永恒真理”与“永恒正义”的意识形态，阐明人类的正义追求、道德范畴、道德观念、道德原则以及规范等，都是历史性的。马克思指出：“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

　　塔克、伍德等人之所以在马克思与道德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其根源就在于其缺乏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2014-CXTD-09）、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BZX-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之审视

　　马晓燕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思想的最大特色是空间批判。它借由对空间剥削、空间隔离、生活空间异化、劳动空间分工不平等、消费空间被支配、公共空间被吞噬等空间非正义的现实批判，及其所导致的人们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以及文化上的疏离隔阂，指向结构性不正义的深层根源。

　　从学术层面看，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无疑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所借鉴。然而，由于学术旨趣、研究路径和对社会现实关注的落脚点不同，因而各自关注的空间视域以及所展开的批判目标也有所不同。列斐伏尔在关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更看重日常生活批判以及空间生产的意蕴。哈维更偏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将城市空间作为资本积累的集中场域，将“地理不平衡发展”视为全球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苏贾聚焦于后现代的空间变迁和重组，更强调第三空间，并试图将这种空间转换导入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空间性的整体思考中。卡斯特尔从被支配的“集体消费”中关注信息化社会的流动空间。多琳·马西将劳动空间分工的安排归为源于资本选址和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运作。艾丽斯·扬则从民主和正义关联的角度关注空间隔离与分化的非正义后果及结构性溯源。

　　在这场未竟的空间非正义批判中，虽然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各自关注的空间视域有所不同，但在对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全球拓展过程的批判审视中一致认同资本主义存在危机的现实，由此探寻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他们从内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视角将其明晰化，说明资本主义得以存续发展至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时空修复”、缓解或转嫁了危机。然而与之伴生的是，在其试图通过生产空间与空间关系的重构来实现最大化利润的逻辑中，漠视空间的使用价值而单纯聚焦空间的交换价值，其后果导致消除了源于地方、自然和历史的差异而进行的空间建设，使得空间呈现同质化倾向。借助对空间非正义的批判，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表明，即使持续推进全方位的资本创新，空间修复也无法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与危机的不断重现，从而加速资本主义暗夜的来临。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清晰地呈现了空间思维是如何介入贫困、全球化以及经济增长和环境政策等重要的公共议题，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空间研究中的话语权，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域，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批判与重建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因各自学术背景、关注视野和理论旨趣的差异，在他们的文本中鲜见对空间正义清晰直接的界定，往往通过批判性话语来否定性表达对空间正义的诉求。在学理层面上对空间的审理批判中，这些学者有着各自不同的言说方式和分歧多元的理论进路，未能建构一种系统的空间正义理论，而且存在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在实践指向上也有乌托邦之嫌。

　　其次，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空间与全球空间的非正义时，存在着过于偏重资本的逻辑而忽略其他空间建构要素之嫌。须知，城市与全球空间的重构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基本矛盾等深层力量作用的结果，更可能是多元架构的综合。

　　再次，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总体上都有一个宏观的结构性视角，致力于制度层面深层解析空间非正义的根源，凸显了社会正义不仅要关注空间如何影响了分配，也要关注空间如何稳固和强化了压迫与非正义的生产过程。如若夸大这种结构性分析则过于笼而统之，从而忽视能动灵活性要素的支撑及其他不确定性变量。例如在空间的架构中，除制度结构因素之外，生存于空间的主体如何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改善和创建空间，进而影响制度设计，也理应成为空间正义研究中的重要考量。

　　最后，尚不清楚的是，当对空间资本化予以批判时，是否可以理解为现代主义的主要错误在于把空间视为实现资本增殖、转嫁危机的手段而加以操控。列斐伏尔寄望迈向社会主义的空间，强调空间应实现“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哈维在对“创造性破坏”的批判中，也反对将空间视为手段加以操控。苏贾则明确表明空间当然也是一种手段。所以，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空间之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问题上尚不明朗，而这一点直接关涉空间转向的深度意蕴以及栖居于空间中的人的价值意义之所在。

　　新马克思主义对空间非正义的审视提示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空间生产及空间建构方向应始终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本，而非服从资本增殖的逻辑。同时，应积极引导并规范资本的发展，使其真正朝向一个科学公正合理且人性化的共建共享空间。

　　（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思想与北京城市空间正义研究”（13ZXB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挖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价值内涵——对“塔克—伍德命题”的回应

　　邓晓臻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和正义”问题的学术争论中，罗伯特·塔克认为马克思批判和拒斥正义观念，艾伦·伍德进而认为马克思把制度设计奠基于经济基础之上，而非某种正义观念和正义原则之上，制度设计在马克思这里没有独立的价值原则。这就是布坎南概括命名的、国内学术界近年来积极回应的“塔克—伍德命题”。它的逻辑结论是：作为规范性理论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能的。本文通过探讨马克思经济基础的价值内涵，直面马克思政治哲学如何可能的核心问题。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体现马克思从主导性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性领域分析社会生活的分析方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坚持和捍卫历史唯物主义时也应看到马克思分析社会生活的方法论特点。马克思区分了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且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马克思又区分了社会生活的基础性领域、主导性领域和从属性领域，并从社会生活的主导性领域分析社会生活，分析制度设计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代替政治权力成为主导性的社会资源。通过规定土地等自然资源、政治权力、文化知识信息资源的配置方式和运行方式，全面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确立了经济领域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全面塑造了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资本所组织的物质生产既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性领域，又是社会生活的主导性领域。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性领域，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作为社会生活的主导性领域，资本所组织的物质生产方式全面塑造社会生活，它规定了资本主义形式上和程序上的自由平等原则，创造了普遍的竞争、科技创新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涌流，也制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私有制之间的尖锐矛盾。

　　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价值含义在于人的社会化程度决定社会的制度设计。人是基于自身能力、需要和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不断超越其所达到的实际生活境况，追求新的生活境况及相应新的意义感受、审美体验和价值体验的存在者。引入人的能力、需要和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的社会关系就包括人与人之间基于其能力而建构起来的分工合作关系、基于其个人需要的满足而发展起来的分配交换关系，以及基于其思想道德价值观念而建构起来的人格认同和交往关系。经济基础是指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础上，人们之间的分工关系、分配交换关系和交往关系。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所有制形式变化及人们之间分工关系、分配交换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变化，其实质内容是人的社会化程度的发展变化。

　　由此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价值含义表现为人的社会化程度决定制度设计，人的社会化程度的发展决定制度设计的变革。相反，制度设计规定着人的社会化发展程度，制度设计的调整改变着人的社会化发展空间。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揭示了社会分层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中占人口多数的社会群体构成制度设计的社会基础，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决定制度变迁和政治社会变迁。相反，制度设计反作用于社会分层结构，制度设计规定了特定的社会分层结构，制度设计的调整则引发社会分层结构的发展变化。

　　最后，人的历史发展提出了制度设计的价值原则和价值规范要求。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及其实际生活过程为理论探索的前提，以促进人的历史发展乃至自由全面发展为他的理论旨趣。马克思赋予人类本性历史性的内涵。在他看来，人类本性所表达的超越性不是非历史地超越动物性达到神性，而是基于人的历史发展程度和丰富程度不断否定其实际生活境况，不断更新其生活的意义感受、审美体验和价值体验。马克思基于他的人类自我意识和对现代性的深刻把握提出了全新的价值理念。每个人都有其潜在的和现实的价值规定性，都能通过其多方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在高度社会化的历史境遇中使其生活达到“自我实现”，更新其自我实现的审美体验，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独特风景，并成为社会创造活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制度设计应该基于时代自觉、历史自觉和文明自觉的开放性原则。通过不断培育和发展新兴群体推动制度设计的调整，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方式组织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实现人的历史发展和文明的可持续进步。在当代，制度设计不应屈从于资本的扩展本性，不应停留在资本配置方式所规定的权利正义原则。通过自觉调整，不断消除人自我超越的外在性障碍，使社会成员普遍能够“个人自己提出目的”，持续达到“自我实现”。马克思并不是把制度变迁归于某种应然的原则，而是奠基于主导性社会资源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并寄托于新兴群体的发展壮大。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没有看到马克思从主导性社会资源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性领域剖析社会生活的分析方法，从而否定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我们的研究应当呈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逻辑和理论面貌，这是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需要完成的理论任务。

　　（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2014-CXTD-09）、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BZX-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