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广州日报社共同主办的“英雄城市·红色印记”系列研讨活动在广州市社科联启动第一场活动——“南中国的曙光：早期共产党组织在广州”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新生活·新奋斗”第九届广州学术季学术活动之一，来自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建树”“中共地方组织在广州成立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主题进行研究与探讨。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策划并组织编写了《中共三大与大革命运动丛书》（10本专著），对中共三大与大革命运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力争填补国内中共三大与大革命运动学术研究的空白。在此基础上，计划举办6场“英雄城市·红色印记”系列研讨活动，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大历史视角，回望这一段辉煌岁月，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启迪、永葆奋斗精神，并通过深入挖掘广州的红色资源，展示广州作为大革命运动中心的历史地位，增进广大市民群众对这座英雄城市的认识和认同。
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
林雄辉
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是一段曲折而特殊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的突出地位。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阵地在广州。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新青年》亦南迁广州；广州的《广东群报》是当时“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播的地方性样本”。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公开论战在广州。这场论战既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一次论战，也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次大讨论，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彼时的广州有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人物，如陈独秀、杨匏安、谭平山、林修梅等人。
广东早期党组织因陈独秀的指导与主持而形成特殊地位。一是陈独秀改组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1920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委派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在与梁冰弦、区声白、黄尊生、刘石心等经过一段接触之后，他们共同成立了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1921年春节过后，陈独秀参与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他发现这个组织过于涣散，连一个基本的行动纲领都没有，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以便形成一致认识，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然而，令陈独秀没有料到的是，绝大多数参会者都对这份纲领持反对态度。二是陈独秀主持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1921年春，陈独秀对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说：“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书记先由陈独秀担任，后由谭平山接任，陈公博、谭植棠分别负责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
“一劳大”“团一大”的召开使广州处于中国革命的中心地位。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劳大”“团一大”的召开，以及由此推进的工农运动高潮，使广州处于中国革命的中心地位。1922年5月1—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共广东支部的组织能力、驾驭能力、决断能力通过此次会议经受住了考验。会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托南方分部、中共广东支部，做好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机关就设在广州市越秀南路93号惠州会馆，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行局书记的身份出席，并作《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演讲报告。这次大会，不仅统一了全国的青年团组织，更标明青年团是由中国共产党切实领导的、与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高度一致的后备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卓有成效的工作呈现出广东早期党组织的优势地位。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由于陈独秀的主持和指导，更由于谭平山等负责人的重视与有效组织，工作水平和效率一直处在全国前列。第一，支部党员发展数迅速上升。党的一大召开时，广州党组织的党员人数在各地支部中处于第六位，仅有4人。到1922年6月，全国党员人数达到195人，而广东支部有32人，处于各地支部第二的位置，发展速度则为全国第一。第二，扩大党员队伍的途径及特点明显。广东早期党组织扩大党员队伍的方法，与当时党的工作重心及先进知识分子的成长是分不开的。一是深入工人团体，从工运积极分子中选拔；二是进入学校，从接近进步社团、已转变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教师和学生中培养；三是从报界及媒体中愿意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职员中挑选；四是通过办工会、宣传人员养成所、工人夜校等外围组织，有对象、有针对性地培养；五是吸收其他社团中改变态度转而信奉马列的人士；六是对政府及其他行业里自愿放弃原有立场、投身工农运动的公职人员进行考察；七是从同学、同乡、亲友中发展。主要特点是以知识界人士为主体；以发展工人为重点；以传媒界为中介；以养成所等外围组织为平台。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
中共地方组织在广州成立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陈弘君
中共一大后，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中共广东支部，更加敢于担当，主动作为。
一是发动工人运动，全力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1921年8月，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共广东支部即在广州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后改为“广东分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设于广州高第街素波巷。广东党组织和南方分部着重在广州、佛山向工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和扩大工会，支持工人罢工斗争。1922年初，香港海员为反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举行大罢工。罢工工人纷纷撤离香港返回广州。中共广东支部全体成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参加了接待及其他工作，并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散发共产党广东支部发表的《敬告罢工海员》书，对罢工斗争予以指导和支持，并成立“香港罢工后援会”，争取各地工人团体等对罢工的支持。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参加罢工的人数发展到10万之众，迫使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工人阶级面前低头认输，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
二是建议并积极支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顺利召开，促进了全国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春，上述两个大会酝酿筹备之初，中共广东支部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就主动提出两个大会在广州召开的建议，并积极开展筹备工作，为两个大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是较早与国民党人接触和合作，协助筹备中共三大，对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广东组织从创建伊始便与国民党人接触和共事。1920年10月，孙中山的粤军收复广州，建立较为开明的政府，并邀请陈独秀到广东担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及其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共两党党员一起办报、办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及其活动，培养革命骨干。为此，他们一起创办《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等报刊，陈独秀把《新青年》也迁到广州出版。他们还共同举办马克思诞辰等纪念和宣传活动；成立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和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等，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骨干；支持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广东区委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方针。大会之后，广东的共产党人在全国最早开展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舆论宣传工作。谭平山等人以大元帅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名义到各地开展宣传活动。1923年10月9日，中共广东区委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中共中央局和青年团中央局驻粤委员、苏俄代表鲍罗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步骤与方法，并决定请孙中山召开改组国民党的会议。10月下旬，孙中山指定廖仲恺、谭平山等9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筹备改组工作的中央机关。谭平山任该委员会书记和组织员。同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也与中共中央驻粤委员及广东青年团组织共同组成“革命运动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针，组织党员和青年团员参加改组工作。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积极参加改组的试验工作，他们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与国民党人一道开展改组活动，使广州的国民党组织首先被改造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为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创造了经验。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研究员）
中共广东区委与中国革命发展
沈成飞
1922年，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广东区委”）。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大革命的开展，广东区委迅速发展为共产党员数量最多、组织最健全、地位最重要的地方党组织。其组织发展和革命斗争，是中国革命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国共合作方式。1923年5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广州办公。为统一全党思想，明确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中共中央决定于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由广东区委代表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等负责会务工作。区委党组织代表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等参加了大会，谭平山和毛泽东一起具体负责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大会代表罗章龙高度评价了广东区委的工作。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民主联盟，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同时，明确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并吸收革命分子，扩大共产党的组织基础。
全力推动工农运动，将革命发展为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国共合作方式的明确和思想的统一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全面开展。在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东工人运动发展迅速。尤其是广东区委直接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16个月之久，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造成了极大打击。北伐战争开始后，在广东区委的领导下，罢工工人为北伐战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持，大大助力了北伐军队的胜利进军。在农民运动方面，广东区委一方面抽调党团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深入农村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组建农民自卫军，同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广东区委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人才，在广州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动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在工农运动大力开展的基础上，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设立监察委员会，开创中国纪检监察的先河。随着革命的全面发展，加强组织建设、纯洁革命队伍成为极为重要的工作。1925年春，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地方纪律监督机构。广东也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实施纪律监督的地区。它提议和助力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4月，在广东区委监委委员杨匏安等提议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正式将“监察委员会”写入党章，这就从组织机构上确立了监察委员会设立的合法性，保证了执纪监督的严肃性。
通过合作与斗争，推动革命联合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与国民党的合作既是广东区委的重要工作，也是为了革命运动而必须完成的任务。广东区委认真落实国共合作政策，与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推动了革命的大力发展。革命联合战线的维护，不仅需要合作，亦需要斗争。广东区委为了维护革命联合战线，主张以斗争促团结、以斗争促发展。周恩来、陈延年、张太雷等亦持此观点。当国民党右派一意孤行，公开背叛革命，将北伐的枪口转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时，广东区委立即领导人民奋起反击，并逐步走上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区委的军事探索与实践
曾荣
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稳固，是革命政权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共广东区委根据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客观需要，通过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领导了两次东征和南征的军事行动。1925年1月第一次东征宣言发表后，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队出征。由于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广东区委在部队出发前组织了东征宣传队，并且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以便协同黄埔军校政治部开展宣传工作。苏兆征、谭平山、彭湃、邓中夏等人则通过公开演讲与活动，向工农商学界人士广泛宣传东征的重要意义，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组织和领导下，工农群众成立先遣队，奔赴战斗前线，为东征部队提供运输、引路等服务，有力支援了部队作战。10月1日，在广东区委的推动和支持下，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为配合东征部队作战，以及推动东江地区工农商学运动的发展，广东区委分别派彭湃、杨石魂等人前往潮州、梅州、汕头等地指导开展工农运动，委派邓颖超、张婉华宣传党义和组织妇女团体，指派赖秋实、赖玉珊等赴兴宁等地组织农会。在中共广东区委的发动下，广大军民表现出果断的决策能力和英勇的战斗风貌，于10月下旬一举赢得战斗的胜利，彻底清除了盘踞在东江一带的陈炯明叛军。
广州是广东区委的组织机构所在地，却因盘踞于此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发生叛乱而面临严重威胁。为平定杨、刘叛乱，广东区委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协助战斗，在广东各地群众的合围下，班师回穗的部军一举消灭了叛军，维护了广州城的和平与稳定。而在两次东征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广东区委大力支持广州国民政府南征战斗，旨在消灭盘踞在广东南部的邓本殷叛军。此役广东区委广泛组织和发动南路各县农民协会的力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确保南征军顺利作战，以及歼灭邓本殷叛军提供了重要帮助，终于实现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奠定了重要基础。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提出并通过了北伐议案。广东区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思想政治、舆论宣传、社会动员、军事部署等方面，为出师北伐做了重要准备。尤其是在社会动员方面，中共广东区委充分利用广东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心地位的优势，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组建农民自卫军，并不断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锻炼了一支组织性强、斗争坚决的工人队伍，他们在广东区委的组织和发动下，与农民、商人、学生、妇女等结成了支援北伐的统一战线，为确保国民革命军的顺利进军，以及协助部队运输、宣传、作战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军事方面，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率先出征。在广大军民的积极协助下，叶挺独立团一路高歌猛进，取得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重大胜利，赢得北伐先锋的称号，为北伐的胜利进军奠定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在广东区委的统一领导下，制定和实施了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并通过指派共产党员担任北伐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有力保障了国民革命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为确保北伐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总之，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区委在军事上的探索与实践，有力促进了军事组织的迅速发展、军事活动的开展以及军事力量的增强，这标志着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建设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史和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特征
党彦虹
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都是广东籍人，原是北京大学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在北京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接受了民主、科学、自由的观念，并参与创办进步杂志，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暑假，他们在北京大学毕业，途经上海，与陈独秀商谈了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返广州后，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工作，组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广东群报》。中共广东支部成立时，三位广东籍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担任了领导职务，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负责宣传。此外，活跃在广东早期党组织中的粤籍青年知识分子还有周其鉴、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张善铭、杨善集等佼佼者。这个群体特征表明，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的历史起点高，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身革命，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
1921年10月，谭平山和中共广东支部接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其创办的团刊《青年周刊》声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服膺马克思主义”。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达3000余人，大会选举谭平山兼任团的书记。在中共广东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日益严密，机构日臻健全，各内设工作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工作日趋走上正轨，成为当时极有影响的革命团体之一。正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色的工作业绩，促使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大大提升了广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广东早期党组织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首先是党员人数发展较快。党的一大召开时，“广州共产党”的党员仅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4人。党的二大召开时，“中共广东支部”的党员人数发展到了32人，在全国位列第二，仅次于上海。其次是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以知识界人士为主体，占比最大的就是教师和学生。发展党员的路径以工人为重点，通过组织工会开展工运，培养积极分子。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使南中国有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此广东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