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满通古斯语言口语是研究民族语言文化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也是人类文化研究的活化石，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18ZDA300）开题以来，项目组全面推进研究工作，不断加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科建设。本版文章系项目组部分研究成果。
濒危赫哲语发展历程及调查语料分析
赵阿平
赫哲族先民世代繁衍生息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流域，其历史渊源与肃慎、揖娄、勿吉、黑水靺鞨、野人女真等古代民族均有关系。赫哲族族称，始见于《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年（1663），清政府“命四姓库里哈等进贡貂皮，照赫哲等国例，在宁古塔收纳”。清朝当时称分布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流域的土著居民为“赫哲”，1934年，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出版后，赫哲族族称广为流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赫哲族人主要分布于街津口村，上、下八岔村，七里沁村和四排村。根据赫哲族人分布状况，先后成立了街津口赫哲族乡、八岔赫哲族乡、四排赫哲族乡、敖其赫哲族村和抓吉赫哲族村。发展至当代，赫哲族人聚居地主要分布在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街津口村、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四排村，佳木斯市郊区敖其村、抚远县抓吉村。另外，同江市饶河县饶河镇和抚远县抚远镇也聚居了少数赫哲族人。据资料记载，1856年赫哲族人口为5016人，1912年为2100人，1945年仅剩130余户460余人。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赫哲族人口为450人，至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赫哲族人口为4640人，黑龙江省赫哲族人口为3910人。
赫哲族使用的语言为赫哲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赫哲语使用状况从历代学者对赫哲语的调查描述及研究可见其发展轨迹。
1934年，凌纯声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对赫哲族语言进行了专门描述研究。凌氏根据1930年的调查资料总结了赫哲语语音系统及语法，收录了925个赫哲语词汇，并把词汇分成29类，翻译整理了19个赫哲故事。
1957年，黑龙江省遵照国家部署成立了赫哲族调查小组调查赫哲族社会历史，于 1959年完成《赫哲族简史简志合编》（誊写稿），记载：“赫哲族由于和汉族杂居，男女老幼都通晓汉语，汉语早已成为赫哲族人民运用自如的交际工具。”调查组还总结了赫哲语的语音系统及简单语法。
安俊根据1982年、1983年的调查资料著《赫哲语简志》，书中描述：“赫哲人由于长期同汉族人民杂居，在社会生活中都已把汉语文作为口头和书面交际工具，除特殊情况外，极少用本民族语言交际。一般来说，现在的情况是：五十五岁以上的人还能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五十五岁以下四十岁以上的人只能听懂或说一些本民族的简单的话语，三十岁以下的人对本民族语言则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安俊系统研究了赫哲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方言，并用国际音标记录了953个赫哲语单词。
1986年的《黑龙江省赫哲族志》记录：“截至1985年，赫哲族中，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尚能用赫哲语对话，但也不常用，由于不常用赫哲语，比较完整地、熟练地用赫哲语讲话的人也为数不多，四十岁左右的人，能听懂一大部分，会说一少部分，少数人只会听懂个别词句，赫哲语言已处于自然消失的边缘。”1987年，由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出版的《简明赫哲语汉语对照读本》描写了赫哲语的语音、词法、句法、词汇，用国际音标拼写了2651条赫哲语单词、词组和短句。
2003年，赵阿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共时研究”获批立项，201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为一部运用社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理论对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专著。其中，赵阿平与何学娟对赫哲语的濒危过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查描述分析，指出：“赫哲语的濒危是与赫哲族转用汉语直接相关的，赫哲族从使用赫哲语单语到兼用‘赫哲语和汉语’双语再到转用汉语单语，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变过程。从转用汉语的层次来看，转用汉语较早的是上层统治阶级，其次是普通百姓。从时间进程来看，赫哲族语言转用最早大致应始于与中原汉族进行贸易的一批人。从空间来看，是交通发达、散杂居地区的赫哲语功能衰退在先，语言濒危较早。交通不便、聚居于偏僻乡村的赫哲语濒危、消亡在后。在濒危的速度上，开始比较缓慢，继而快速，呈进行性递加的态势。”
经国内外几代学者的辛勤调查探索，赫哲语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其中最为缺憾的是濒危语言赫哲语语料库建设工作相对滞后，由此制约了保护传承及研究进展。为进一步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发展，2018年，由笔者为首席专家的科研团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立项。该项目通过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语料库的建设，不仅永久保存珍贵的民族语言文化遗产，而且为保护濒危语言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可靠的语料数据，为持续深入研究满通古斯语言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奠定了基础。“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项目子课题赫哲语课题组对黑龙江地区赫哲语进行调查研究，建设赫哲语语料库并探索现代赫哲语的濒危历程及演变规律。
赫哲语课题组按照项目规划，在笔者带领下，于2019年7月中下旬前往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民族乡进行田野调查。首先对该乡主管领导了解调查了行政、经济、人口、语言文化、民俗风情等全面现状，然后实地踏查，对赫哲族语言及文化传承人尤文兰、尤文凤、吴彩云、吴宝臣、吴宝利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采访调查，并对当地赫哲族老中青三代数十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获取了珍贵的赫哲语文化现状第一手资料及相关文献资料。为建设赫哲语语料数据库录制了赫哲语词汇2223个、句子300个，赫哲语民间故事、传说及民歌40段，并调查了赫哲语变迁历程等。
其一，当地赫哲语已经进入极度濒危阶段，只有极少数（不超过10人）赫哲族老人可以使用赫哲语熟练地进行日常交流。60岁以下的人很难连续流利地使用赫哲语交流，尤其是词汇掌握弱化严重。一些年轻人有学习赫哲语的热情，但已无语言交际环境。伴随着城镇化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赫哲语使用环境日趋解体，赫哲族传统文化多进入旅游商业化状态。
其二，现代赫哲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均体现出了原本特色。以赫哲语使用掌握最佳者尤文兰老人为例，其母语发音及词汇、语法的使用是前人参考满文书面语所做转写而未能准确记录的。语音方面，我们发现赫哲语和满语支语言一些独具特色的发音规律；词汇方面，有一些未见于前人记载的特殊词汇出现，或许能够对赫哲族中某些氏族来源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语义和语法方面，尤文兰老人的口语运用自然、简练而自由，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语言现象，很多复杂的词义是用一个短语解释，但也有一些我们从未听到的词，在满语和鄂伦春语里都未查到。
其三，现代赫哲语的整体发展趋势，由于目前仅有两位老人可以自然讲述母语，走向濒危消亡已成事实。正因如此，亟待我们加速抢救保护记录。赫哲语如同满语等濒危语言，都是在生态、社会、心理、语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逐渐濒危的。赫哲语的衰变是语言系统切换方式和系统变异方式合力的结果，亦即系统突变方式和渐变方式互相推动的结果。
语料库建设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深化语言应用与研究的新方向，该项目的调查研究对于保存濒危赫哲语及同语族语言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开发应用意义。它系首次系统完成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字化处理、永久保存珍贵语言文化遗产，为深入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本体奠定基础，推进了学科建设发展。满通古斯诸族语言文化既有共通性，又有各自的特色。通过该项目对濒危赫哲语与同语族语言及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系统调查研究，从而掌握连续发展变化的翔实资料文献，有利于对其科学有效保护并加以开发利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18ZDA30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
现代满语的濒危历程及语料库建设
长山
在清代，满语被誉为“国语”，在满族入关之后，受各种原因影响，满语逐渐趋向濒危。在全国范围内，除北京、东北、内蒙古等地之外的满族人最早转用汉语，大约在康熙朝后期基本改操汉语。京旗满族从康熙朝中后期即18世纪初进入满汉双语阶段之后，约在19世纪初，从整体上转用汉语。而东北、内蒙古等地的满族，在清后期至清末民初时陆续转用汉语，其中东北地区的部分满族人，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由满汉双语转用汉语。目前，满文已被弃用，满语已成为濒危语言，除黑龙江地区偏僻村落的少数满族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偶尔使用满语之外，其他地区的满族人已经全部转用汉语。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三家子村是满语保留最好的村落，村里十余名老人仍会使用满语，成为现代满语的“活化石”。
三家子村地处齐齐哈尔市北约40公里的达斡尔满柯尔克孜友谊乡。该村满族人最初生活在长白山一带，17世纪末迁至齐齐哈尔地区之后，定居于此。自建村至20世纪20年代，全村居民均为满族。到30年代，少数汉族人迁至该村，60年代开始，大量汉族人迁入。大量汉族人的迁入和满汉通婚的增多，不仅使三家子村人口的民族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促使汉语对满语的影响逐渐加深，加快了满语的濒危速度。我们通过梳理以往学者的调查研究，可窥视三家子村满语的濒危轨迹。
1961年，内蒙古大学清格尔泰等学者赴三家子村进行满族语言文化调查时，全村人口有419人，其中满族人口有355人。在满族中，58人“满语好，汉语不太好”，108人“满汉语都好，且在家里多讲满语”，189人“汉语比满语好，少部分不会满语”。并且，满族人的满语水平与其年龄成正比，越年老的满语水平越高。满语水平高的人，多数是自幼先学满语，后学汉语，不仅能使用满语深入交流，而且可用满语讲述民间故事和萨满神歌。
1986年，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刘景宪与中央民族大学季永海等人对三家子村满语进行调查，确认20世纪80年代该村的满语状况。此时，三家子村有1000多人，其中约一半为满族人。在满族人中，约80人“满语好”，约150人“基本会说满语”，约150人“能听懂满语，说得不好”，约20人“能听懂满语，但不会说满语”，约80人“基本听不懂满语”。虽然多数满族家庭内部交流使用满语，少数满族家庭开始使用汉语，但在社会交际中满语基本停止使用。
2003年，中央民族大学季永海、戴庆厦等学者到三家子村调查统计，该村人口有1100多人，其中452人为满族人，占全村人口的40%以上。全村8人“能听懂满语，会说日常用语”，48人“会满语基本词汇，能讲简单语句”，92人“略懂满语”，304人“完全不会满语”。随着满汉通婚的增加以及满族人满语能力的减弱，满语逐渐退出家庭内部使用，满语的家庭传承机制出现危机。
2000—2018年，黑龙江大学赵阿平等人多次赴三家子村，跟踪调查满语濒危状况。该时期，三家子村满族人口比例虽较之前有所提高，例如，2002年三家子村人口为1098人，其中满族人口659人，占全村人口的60%，但满族人的满语水平呈直线下降趋势。2010年，为更好传承濒危满语，富裕县将孟淑静、孟宪连、孟宪孝、孟宪义、陶纯荣、陶玉华、陶青兰、陶云、陶云庆、计福庆、计金禄、计万才、吴贺云、关凤义、赵凤兰、赵金岭16人认定为满语传承人。这些满语传承人的满语水平，好者“会说日常用语，会讲长篇故事”，而其他人则“会说日常词汇，能讲简单语句”。目前，随着孟淑静等老人的相继辞世，三家子村满语濒临灭绝的境地，抢救调查濒危满语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者密切关注黑龙江地区濒危满语，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范围濒危语言研究热潮，濒危满语语料搜集及调查研究成为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热门课题，搜集出版了一批珍贵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清格尔泰《三家子满语口语研究》、季永海《现代满语八百句》、赵阿平《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共时研究》等现代满语研究成果问世，有力推动了濒危满语研究的发展。
国内濒危满语研究虽然取得显著成就，但在具体研究中仍存在不足，其中最为缺憾的是满语语料库建设工作的相对滞后，严重影响了濒危满语的保护传承及研究进展。为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教育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试行）》也提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目标是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记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文化的实态语料，进行科学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并开展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工作，形成系统的基础性成果，进而进行深度开发应用，全面提升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水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服务。”
满语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语料库建设是保护传承濒危满语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国内濒危满语语料库建设，尤其是有声语料库建设工作起步晚、水平低，除“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项目建设完成三家子村濒危满语的小型语料库之外，国内满通古斯语言学界仍未建成其他满语语料库。为进一步保护传承满语、赫哲语等濒危语言， 2018年，以赵阿平为首席专家的科研团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获批立项。
首先，该研究项目突出“语言特色、地域特点、技术特色”，调查搜集濒危满语语料，建设“现代满语语料库”，填补以往研究空白，保护濒危的满语资源。语料库建设以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为调查点，以满语传承人为发音合作人，使用专业摄录软件，搜集现代满语的语音、词汇、句子及话语材料。在保证语言材料规范性、真实性、完整性的基础上，参考国家相关项目的采集标准，建设濒危满语的语音库、词库、文本库及影像资料库。
其次，鉴于满语的濒危现状对语料搜集造成一定的困难，该项目适当利用以往的满语调查资料，以保证语料的完整性。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长期以来跟踪调查黑龙江地区濒危满语，已搜集丰富的音频语料。该研究院所藏音频资料是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泰来县依布气村、黑河市四季屯等地区收集的满语资料。在该项目研究中，选择使用这些已有的语料资源，可解决语料库建设中可能遇到的语料匮乏问题。
此外，该项目注重语料库建设和语料分析相互结合的原则，探索现代满语的濒危历程，并综合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描写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分析语言使用现状—建设语料库—描写语言结构—归纳演变规律”的顺序研究现代濒危满语。整个研究注重使用田野调查法，掌握濒危满语的濒危历程和语言使用情况，并基于“现代满语语料库”，系统描写濒危满语的语言结构，科学归纳其演变轨迹。
该项目不仅对中国濒危满语的保护研究作出贡献，而且培养了一批青年专业人才，并凝聚海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力量，有力推进了我国满通古斯语言学科建设发展与协同创新，确立了我国在此领域的领先优势地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18ZDA30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
鄂伦春语偏差度调查及濒危加速原因探析
尹铁超
鄂伦春语濒危情况调查团队于2019年夏季对我国大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语进行了为期21天的田野调查。调查以语言偏差分析理论为指导思想，采用走访、抽样方式了解不同年龄段鄂伦春族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并采用量化方式计算出鄂伦春语濒危的最新趋势，同时尝试分析目前导致鄂伦春语濒危过程的最重要因素。
语言偏差是指某个语言的不同单位在某个时段及不同社会环境中出现的不符合该语言规则的现象。语言偏差度指的是通过调查及定量分析的结果来测算该语言现状与标准方言相偏差的程度。由于以往对鄂伦春语的记录不够完整，亦没有形成比较全面的描写成果，所以本团队仅将现代鄂伦春语与主持人1988年的调查结果设定为对比基础。计算偏差的方式为：首先对鄂伦春语不同语言单位进行偏差度量化，之后将各项量化结果之和除以统计单位总数，最终得出该语言目前的整体偏差度。该方法虽然也有争议，但从定性角度看具有实际意义，即能够比较客观地显示出鄂伦春语的濒危状况及濒危进程。
以往国内对语言濒危情况的调查罕有量化研究。其理由可以归结为该方法尚未进入研究者视野，以及很多已经在极度濒危状态的语言难以统计。例如，目前能够简单使用满语交流的不超过15人，因此难以通过对满语进行量化统计显示其濒危进程。相比之下，鄂伦春语目前处于尚有足够使用人群，但已经进入极度濒危阶段，采用量化研究能够较为科学地发现鄂伦春语濒危情况。由于年轻的鄂伦春族人几乎不会使用本民族语言，本团队抽样调查的人群年龄段为40—75岁，发音人抽样数为10人。
在纯语言层面，本团队从鄂伦春语语音、音系、词汇及语法方面进行语言偏差现象及偏差度调查；在非语言方面，本团队试图找出导致鄂伦春语濒危加速的主要因素。
纯语言层面调查及结果
1. 音素及音位偏差。目前鄂伦春语在音素方面的平均偏差度为1.36%。例如，在15—17个单元音中有3—4个音素受当地汉语方言的影响发生了偏差，如长元音缩短，几乎与短元音形成对撞；短元音发音部位及方法逐渐向当地汉语靠拢；某些元音被合并入相邻音位。18个辅音中有3个发生变化，如清、浊、塞擦音读音趋同，送气爆破音使用频率减少，唇齿轻擦音使用频率增加。在音系方面，元音和谐律破坏严重，如从汉语借入的复元音经常替代单元音位置，并因此形成了最小对立体；重音也变得极不规则；语调也向当地汉语方言靠拢。
2. 词汇偏差。根据设计的2223调查词表，本研究对抽样发音人进行逐一测试，发现其中有22.69%的词汇已被遗忘，且在剩余的1723个词汇中还有0.15%的偏差。因此，该部分的语言偏差度约为22.84%。例如，如果不经提醒，一些发音人无法回想起某些基本词汇。又如，“火车”概念的鄂伦春语传统词汇为“铁+车”，而8人则使用“火+车”作为替代；能够脱口而出完整方位词的仅为3人；仅有2人能够说出调查词表外“马鞍”的部分部件名称，3人能够说出词表外制作传统服装使用的个别工具名称。词汇偏差还表现在词义混淆方面，如7人将“二岁马”“三岁马”及“轻”“重”分别相互混淆。
3. 语法偏差。语法偏差情况最为严重，在调查的301个简单句中，约68.21%的句子在不同程度上不符合鄂伦春语语法。例如，能不经过提示对上述句子顺利表述的仅有2人，其他人则在表述中丢失、改变或脱落很多语法单位，如代表人称、时态、格后缀变得时有时无，且不规律；在语句逻辑方面情况更不理想，如多数人将副动词后表示条件的词缀换为意义不恰当的连词；否定词的位置也变得飘忽不定，唯一不变的是主宾谓结构。
综合上述语言分项可以看出，与31年前相比，目前鄂伦春语的整体偏移度达到了30.80%。根据语言消亡的一般规律，某语言每10年的偏差度达到5%—8%就可以视为该语言消亡的临界值，而鄂伦春语的偏差度已经超过每10年10%，故应列入极度濒危语言之列。对其他语言消亡速度的观察已经表明，一旦超过临界值，无论采取何种拯救方式，都无法减缓语言消亡的速度。也就是说，鄂伦春语将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彻底退出可交流的语言行列。
非语言层面调查及结果
如果排除纯语言层面的因素，那么，目前导致鄂伦春语快速进入极度濒危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据本团队的观察，除了几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语言接触、文化融合、人口外流、自然环境变化等，目前阻碍鄂伦春语延续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为智能手机普及网络在鄂伦春族生活区域全面覆盖，二为鄂伦春族对母语的珍视意识淡漠。
1.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APP）与现代网络全面覆盖的同时给鄂伦春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导致鄂伦春族语言的无法延续，并加速了语言濒危的进程。
对鄂伦春人来说，目前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的影响已经大大降低。相比之下，智能手机的影响却大大增加。除了个别年龄偏大的人，现今鄂伦春人至少人手一部甚至多部手机。除了利用微信平台进行日常信息沟通外，他们将工作之余的时间多半消耗在“玩”手机上。自定居后，鄂伦春人聚集时间及频率较游猎阶段增加了很多，人们经常通过串门的方式相互走访、聊天。然而，智能手机的普及却切断了这些能够较好保留语言能力的活动空间和时间，导致人际情感疏远、距离感增加。
与人类运动能力相比，语言能力具有快速降低的特点。一旦母语不能得到强化，那么其语言能力就会在不长的时间内急速下降。鄂伦春人长时间或不自觉地接受网络传送的汉语输入自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本团队发现，即使那些50—60岁年龄段、具有较好母语能力、夫妻健在的鄂伦春人在家里每周使用鄂伦春语交流的时间一般不超过25个小时，即每天大约3.57个小时。从对日常交流时间的统计与语言能力保留的关系看，3个多小时的交流足以维系语言能力，然而，使用母语交流的话题数量与交流的时间成正比，反之亦然。因此，仅从汉语媒体获得的话题显然不能覆盖日常交流的话题数量，且这些话题难以融入交流内容。在隔代或跨代交流方面，我们发现，他们几乎完全使用汉语。他们的子女均承认自己只能听懂只言片语的鄂伦春语。除此之外，即使在大、小型聚会场合，鄂伦春人之间也经常使用双语交流。
2. 现今鄂伦春人对母语的珍视意识快速降低。尽管目前很多鄂伦春族有识之士，如塔河县关小云主任、十八站乡退休中学副校长戈晓华对自己的母语极为珍视，并积极参与语言保护及推广活动；鄂伦春电视台于2015年6月上线《学说鄂伦春语》节目，但是绝大多数鄂伦春人，尤其是年轻人，却认为母语毫无使用价值。例如，很多鄂伦春少年被父母送到汉语地区中小学借读；很多年轻人在学业完成后不再返回家乡；很多中青年到外地就业。如此，他们发现母语毫无用处，自然失去对母语的珍视。
在访谈中，本团队发现，很多中老年鄂伦春人都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举办任何拯救语言的活动，如组织小学生学习鄂伦春语、用鄂伦春语表演节目等。其理由十分简单：既然鄂伦春语没有被列入升学考试和就业考查范围，既然自己在工作中没有使用母语的环境，那么不使用鄂伦春语对工作、学习、就业及日常生活没有丝毫负面影响。持有该看法的人占鄂伦春人绝大多数。虽然目前鄂伦春人在民族认同方面与其他民族没有区别，但是对母语的不认同却极大地阻碍了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延续。
综上可以看出，鄂伦春语濒危现状及未来濒危趋势由语言，以及与语言和文化相关的主、客观因素共同造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18ZDA30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