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引发的一波又一波舆情浪潮，考验着党和政府在纷繁复杂网络环境下的舆情治理能力。但矛盾具有两面性，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展现了自媒体时代舆情的生成、发展和作用规律，对于提高我国舆情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本次疫情来看，我国的舆情治理能力提升需从目标、认知、技术、方法等几个方面入手。
实现舆情治理目标升级。舆情治理目标是对行动方向的主观预设，是舆情治理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与否的前提。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当前我国舆情治理目标应着力实现治理格局、治理生态、治理能力的升级。
一是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格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内涵和本质要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谁”“依靠谁”是舆情治理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也是准确把握舆情治理目标的根本指向。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新时代，人民对于超越物质、没有统一标准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本质上要求舆情治理要回归对差异化社会个体的关注，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广泛普及疫情防控知识”“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群众诉求，要“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深刻诠释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舆情治理目标和方向。
二是形成反向鞭策的治理生态。舆论监督是我国行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舆论监督主要依托于官方新闻媒介机构，并因多重主观因素影响而使监督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但在自媒体时代，舆情监督逐渐成为反向助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途径。可以说，疫情期间多次舆情事件正畅通着基层声音向上直至中央的传递渠道，成为检验、鞭策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大考。我们应注重构建网络舆情回应引导机制，在倾听民意与去伪存真的统一中，打造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实现反向鞭策的舆情治理生态。
三是形成具有国际话语权的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疫情发展，要主动回应国际关切，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国际话语权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反华、敌对势力恶意抹黑的需要。要着力增强“中国好故事”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着力加强与国际友好国家、组织、团体的友好与合作，不断扩宽传播途径。此次疫情期间，多国媒体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合作报道中国疫情防控便是极富现实意义的开拓性尝试。
实现舆情治理认知提升。如果治理目标是主观预设，那么治理认知就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握。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舆情治理需要提升两种应对能力。
一是认知并把握拟态环境新样态的应对能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谣言层出不穷，非理性表达、情绪化宣泄充斥社交媒体等现象对我国的舆情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认为，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和重构后向人们展示的环境。在传统传媒时代，信息加工主体主要为专业媒介机构，但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的普及使普遍意义上的信息受众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成为拟态环境的建构者。这种颠覆性变化增强了舆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增强了舆情引导的困难度，这在疫情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这对舆情治理认知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认知并把握新媒体新技术传播规律变化的应对能力。群众在哪儿，我们的工作就要到哪儿。要回应群众对疫情的关切，我们不仅要走进多样化传播阵地，还要增强传播力、说服力。新技术的不断变革和新媒介工具的迭代更新助推着拟态环境复杂化，由此造成受众“聚集区”的分散和兴趣点的差异。如各大平台层出不穷且“并行不悖”，图片、视频、直播等“视像化”传播更具吸引力和穿透力，图片、视频等编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在增强传播力的同时也为不实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准确认知和把握新媒体新技术带来的传播规律的变化，采取针对性应对策略，是提高舆情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实现舆情治理技术优化。技术发展推动着传播生态的变革，形成了内容海量化、复杂化，传播突发式、爆炸式的网络舆论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多场群众参与率高、短时间内刷屏全网的舆情危机，充分说明提高舆情治理效能、让真相跑在前面的重要性，而这种治理效能的提高无疑需要技术的参与。
一是利用大数据打造舆情预警、研判和管理服务平台。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是把握舆情风向标、及时控制舆情发展、尽最大可能防止不良舆情事件扩散的关键。当前，网络舆情分析逐渐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方向发展，这要求我们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断更新技术、引进数据分析设备，始终保持较高舆情预警、分析、研判水平。一方面，要加强与相关科技部门和企业对接，探索运用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动态化舆情分析技术，从海量信息中提取有价值数据，快速、准确判断舆情产生的苗头及根源，打造高效的舆情分析预警平台。另一方面，个人社交平台和其他网络阵地都是民众抒发情感、表达诉求的空间，追踪这些“民意”，也可以为舆情治理指明方向。同时，要建立一套基于工作流的舆情管理服务平台，使不同的舆情团队上下联动、协同共享，第一时间发现舆情、引导舆情、处置舆情，形成高效的舆情工作模式。
二是利用人工智能打造智能化、精准化和自动化推送平台。舆情事件一般经历“生成—发酵—调查—公布结果”几个阶段。但调查的历时性和公众对“预知而未知”的渴求心理使失实信息有了生存的空间，深刻影响了受众的价值判断。对于失实信息或谣言的澄清往往需要大量的“笔墨”，在“首因效应”与碎片化阅读惯性的共同作用下，官方的舆情引导效果往往大打折扣。所以，舆情澄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让受众看到真相。为此，应聚焦对“人”本身问题的解构，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基于用户个体的信息数据分析，在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空间，智能化、精准化、自动化推送相关信息。
实现舆情治理范式转变。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生态的变革内含着舆情治理范式转换的必然性。
一是从堵到疏的范式转变。在自媒体时代，要实现从堵到疏、从管控到治理的治理范式转变。一方面，要“不回避矛盾”，在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中疏导大众情绪。此次疫情中，公开透明的疫情数据，及时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干部的调查、问责和免职等，成为党和政府掌握舆论主动权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要实现从“事后应对”到“先入为主”的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强化显政，主动“让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着力稳定公众情绪。
二是从单一形式向立体化、全媒体的范式转变。在舆情治理过程中，也要“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进行信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适应移动化、分众化、互动化的传播特点，创新文体和内容风格，实现文字、图像、音视频、H5、直播等立体化传播，并将传播触角延伸到各大众平台，切实增强亲和力和感染力。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审美性及其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实践研究”（FJ2019B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辅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