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以传承儒学道统、排斥佛老异端为己任，往往展现出儒家卫道者的形象。不过，他晚年贬官潮州并结识大颠和尚之事，却被后代禅师不断地踵事增华、加以发展，甚至成为禅宗公案以供参究学习，其中对韩愈形象自然也不乏新的建构。从世俗典籍、禅宗公案及颂古对韩愈与大颠和尚交往的记载中，可以较好地看出韩愈形象在后世禅林的发展与演变。
排佛斗士：世俗典籍中的韩愈形象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上《谏迎佛骨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滞留潮州期间，韩愈与大颠和尚多有往来，但由于韩愈《与大颠师书》及孟简《大颠别传》的真伪均存在争议，对二人事迹较为可信的记载也就只有韩愈《与孟尚书书》。韩愈该书旨在辩称自己并未转变排佛立场，并将其与大颠和尚来往之事交代如下。
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三卷）
在该书的记载中，大致包括以下三件事情：第一，韩愈曾将大颠和尚招至州郭，留住十余日；第二，韩愈祭神至海上时，曾造访大颠住处（即灵山寺）；第三，韩愈离开潮州前往袁州时，曾留衣与大颠告别。除此之外，并无更为详细的叙述，当时及稍后的文人如李翱、皇甫湜、刘昫等对此均未提出不同意见。
仅就《与孟尚书书》中的韩愈自述来看，他与大颠和尚之间的来往仅仅是因为潮州地处岭南，偏僻无人与语，兼之大颠和尚聪明识理，故而以朋友相交。这一点也曾得到苏轼的认同，他说“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之意，非信佛法也”（《东坡志林》卷二）。今人曾楚楠从安定潮州政局、南宗禅的革新精神以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观念等方面进行分析，同样指出韩愈与大颠和尚以朋友相交的合理性。然而，韩愈见大颠和尚之事难免落人口实，当时便有人称韩愈已经改信佛教，以至于韩愈在去世前曾专门邀众僧前来，意在以正视听。王谠《唐语林》卷三：“韩愈病将卒，召群僧曰：‘吾不药，今将病死矣。汝详视吾手足支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可以看出，在韩愈自述和苏轼等后世文人的记载之中，韩愈与大颠和尚的交往并未改变其排佛立场，他仍然是那位“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排佛斗士。
礼佛文士：禅林史籍中的韩愈形象
由《唐语林》所载可以想见，韩愈早已成为僧人的攻击对象，而这种攻击采用的手段便是宣称韩愈改信佛教。循着这一思路，大约一个半世纪后，成书于南唐保大十年（952）的《祖堂集》，对韩愈与大颠和尚之间的交往事迹进行了详细建构。例如，“侍郎特到山复礼，乃问：‘弟子军州事多，佛法中省要处，乞师指示。’师良久，侍郎罔措。登时三平造侍者，在背后敲禅床。师乃回视云：‘作摩？’对曰：‘先以定动，然后智拔。’侍郎向三平云：‘和尚格调高峻，弟子罔措，今于侍者边却有入处。’礼谢三平，却归州”（《祖堂集》卷五）。所谓“省要处”，指禅宗“第一义谛”，禅师对于这种提问常常默然不语，这既是禅宗“不立文字”理念的直接应用，也受到“维摩一默”的影响。就禅宗“体用不二”的观念看，大颠和尚良久不言是示之以体、得体则用备，三平禅师敲禅床是示之以用、因用而达体。不过，韩愈均未明了其中奥义，三平禅师只好告以“先以定动，然后智拔”，这已是对凡夫下根之人的接引方法，韩愈在此言下虽有所得，但终究未能彻悟。
再如，“后一日，上山礼师。师睡次，见来不起，便问：‘游山来，为老僧礼拜来？’对曰：‘礼拜和尚来。’师曰：‘不礼更待何时？’侍郎便礼拜。后一日，又上山，师问：‘游山来，为老僧礼拜来？’侍郎曰：‘游山来。’师曰：‘还将得游山杖来不？’对曰：‘不将得来。’师曰：‘若不将来，空来何益？’”（《祖堂集》卷五）对于这则公案，蔡涵墨《禅宗〈祖堂集〉中有关韩愈的新资料》认为，“大颠最后的话：‘空来何益？’似乎暗示韩愈对他的教导已然可以自悟，不必其他人的帮助——不须‘将杖来游’，可以‘空来’了”。然而，该公案其实与佛陀波利尊者及临济宗灌溪志闲禅师的故事存在相似之处。《联灯会要》卷二十九：“（佛陀波利尊者）游五台……又见一老人，问：‘尊者何来？’云：‘西天来。’老人云：‘还将得《佛顶尊胜经》来么？’尊者云：‘不将得来。’老人云：‘空来何益？’尊者遂回。”对照二人在这两则公案中展现出的形象来看，韩愈是否悟得佛法要义尚可进行商榷，不过，禅林史籍将韩愈从排佛立场拉入礼佛行列的努力显而易见。
总之，在晚唐五代时期的禅林史籍中，韩愈大致是一位崇信佛法的礼佛文士形象。但就其多次向大颠和尚与三平禅师求问佛法而未能得法的情况来看，禅林对韩愈的佛学修养尚有所保留。
明佛居士：临济宗颂古中的韩愈形象
北宋以来，禅宗内部出现了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转向，诸种解说公案、阐明禅理的文字作品应运而生。临济宗汾阳善昭禅师选取百则公案，逐一撰写诗体解说词，并将解说词与公案合称为“颂古”，得到禅林的广泛学习与模仿。其中，第36则颂古涉及韩愈与大颠和尚之事。
韩愈侍郎问大颠：“和尚春秋多少？”颠提起数珠云：“会么？”侍云：“不会。”颠云：“昼夜一百八。”明日复来，门首见首座遂问：“和尚道‘昼夜一百八’，意旨如何？”首座叩齿三下。侍郎至方丈复问：“昼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大颠叩齿三下。侍云：“元来佛法不别。”颠云：“侍郎见何道理？”侍云：“适来问首座，亦恁么祇对。”颠请首座问：“适来恁么祗对侍郎是否？”座云：“是。”颠乃打趁出院。解展机锋是大颠，明知不为小因缘。一般叩齿丛林异，出院韩公始得闲。（《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二）
这则关于佛教时间观念的公案流传甚广，《联灯会要》《五灯会元》《佛祖统纪》等书均加以收录。韩愈问大颠和尚年龄几何，大颠提起数珠，以串成环状的数珠象征时间的循环往复、无始无终，这是佛教轮回思想下的时间观念。韩愈对此不能理解，大颠接着以“昼夜一百八”之语进行提示，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韩愈依然未能明白，第二天又以大颠之语向首座与大颠请示，首座与大颠均以叩齿三下作答。牙齿即年齿之意，叩齿三下象征过去、现在、未来的循环流转。
就公案本身来看，韩愈是否明悟，其实未见说明。不过，禅门主张自性圆满具足，从而将不造作、不外求的平常心视为悟道后应有之境界，善昭颂古所谓“得闲”即是认为韩愈已然了悟佛法大要。临济宗大慧宗杲禅师持有同样的观点，他将“韩愈访大颠”与“裴休见黄檗”之事并举，更为明确地称韩愈已然明悟：“只如大颠叩齿，韩文公直下知归；黄檗安名，裴相国便知落处。”（《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七）
此外，临济宗禅师圆悟克勤在与友人傅申之的书信中曾举扬“三平敲禅床”公案，并作按语称：利根种性，一拨便转；看他师资，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可言处发挥，非韩公俊快安能领略？所谓挥斤者敏手，亦须受斤者有不动之质，然后二俱入妙，不然则成一场漏逗尔。（《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二）
克勤禅师称韩愈是易于悟道的伶俐根器，认为他与大颠和尚互作方便，从而“俊快领略”。同样的观点也见于临济宗松源崇岳禅师的《示谯寺丞回庵居士》，因其按语与克勤几乎一样，不再赘录。可以看出，在宋代禅林的认识与建构中，韩愈不仅能够了悟禅门真谛，还与大颠一起被视为风云际会的明眼之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以从克勤禅师上堂说法时一名学僧的问话中得到了解：“僧问：‘黄檗因裴相国，美誉弥高；大颠得韩文公，佳声逾远。未审和尚恩归何人？’”（《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三）可见，临济宗禅师其实是出于借助历史文化名人弘扬禅门公案的考虑，将韩愈与大颠二人的言谈事迹进行了重新阐释。也正因如此，韩愈的形象由排佛斗士变成了他所排对象中的一员，这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朱熹及南宋以来文人对韩愈与佛教关系的认识。
（本文系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临济宗与宋代诗歌”（WHW201809）、广东工业大学校内青年项目“宋代岭南书院学生管理制度及其当代启示”（15QNYB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