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范式”是学科知识得以生产的重要条件，是特定时期学术研究共同遵守的理论基础、实践规范、基本坐标和方法准则。10月20日，“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演变（1949—2019）” 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与会学者围绕“范式”进行了深入研讨。

　　学科发展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

　　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建立发展均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关联。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回顾了中国政治学70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70年间，政治学与国家命运共振，积累了学术资源，创新了学科局面。政治学者的担当意识、学术责任、政治勇气、研究素养和理性精神，极大地影响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的互动。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怡认为，7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经历的种种变迁与转型，都体现出这门学科在当代文化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思想活力与独特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着重分析了中国特殊的“传播学”概念与普通的“传播研究”之间的差异及成因。二者的最终目标虽有天壤之别，但在实现手段上均强调发展经济与科技。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回顾了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历程。在他看来，在世纪之交的前后20年里，教育学领域围绕教育本质、教育产业化、新课程改革等主题进行了大范围讨论，在教育目的、教育功能、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生活、教育与市场、教育公平与均衡等领域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研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育学向前探索的动力，展现出教育学在特定时期的活力。

　　理论建设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胡智锋就“新中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70年发展纵览”作了主题报告。在他看来，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全面推进阶段整体上开启了学科本土化建设的新探索，建构了新的学科体系，形成了新的教育格局，推进了人才培养以及学术研究，学科的新功能也随之彰显。但在学科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学术文化创新等方面还有待提升。

　　刘海龙认为，中国传播学的学术自觉和本土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正处于学术创新的关键突破期。媒介技术影响了中国传播学研究者的社会网络，更影响了中国传播研究乃至全球传播研究的议题及范式。中国传播学目前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交往模式与生产模式：基于人际传播形成的网络；基于大众传播形成的网络；基于社交媒体形成的网络。进一步理解人性与社会关系的新范式与新视角，重构面向未来的传播研究，这是中国传播研究与全球同步、参与全球对话的重要契机。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军认为，新中国70年文学理论在古今中西的视野中展开其形成、转型和发展的演变轨迹。重绘当代西方文论学术地图、反思西方文论局限性、发展原创性中国文论话语，成为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戴伟华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承继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通过视野和方法的开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古代文学”这一学术话语的确立，拓展了学术范式与研究格局。互联网和古籍数字化技术促进了文献整理的细化和研究方法的改变。

　　话语创新与本土化自觉相互促进

　　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创新，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主体性建设的重要内容。任剑涛认为，中国政治学确实需要重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政治学的健康发展亟须全力融入到中国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之中。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从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他认为，文化研究之于欧美和中国，虽然具有相同的话语形态，却未必具有相通的学术理念。中国文化研究学者在汲取欧美文化研究批判性资源的同时，已逐渐形成自己的“双重话语”，凸显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冷静思考。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忠则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史”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支点。文学史的建构应该有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二是关注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及审美风范对作家作品的影响；三是外部研究，讨论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互动与制约。

　　李怡认为，在今天以文史对话为导向的学术自主性建构中，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文史对话”之中呈现“文学”的特点。在呈现中国文学的历史复杂性的同时，也建构出属于现代文学自己的具有自主性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为未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开辟出广阔的学术前景。

　　研讨会由广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编辑学会学术期刊委员会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