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23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梅兰芳纪念馆承办的“东方与西方——梅兰芳、斯坦尼与布莱希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学者着眼世界戏剧的大格局，探讨梅兰芳戏曲表演体系与斯坦尼、布莱希特戏剧表演体系的关系，总结中国戏曲发展规律，探索中国戏曲发展路径。

　　梅兰芳在西方戏剧界颇具影响力

　　梅兰芳在促进中国戏曲与世界戏剧的对话、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等方面贡献良多。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认为，梅兰芳不仅是20世纪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还是较早走向海外并享誉世界的中国文化使者。1935年，梅兰芳到莫斯科公演，对西方戏剧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介绍了梅兰芳戏曲文化的海外传播情况，以及梅兰芳与各国戏剧家、艺术家、理论家进行对话和沟通的相关情况。

　　台湾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曾永义在发言中说，戏剧理论中有“投入说”与“疏离说”。前者以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他主张，演员应将所扮饰人物的思想情感锻炼成为第二天性，并将第一自我消失在第二自我之中。后者以德国布莱希特为代表。他强调演员的自主性，要求演员理解所扮饰人物的思想行为的意义，并将其呈现给观众。他认为，演员不可能完全成为所扮饰人物，二者之间永远有一段距离。艺术的作用就在于保持这个距离，让观众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看戏”，因而能运用理智，保持批判能力。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建立，与其从中国戏曲表演中得到的启发有关。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认为，梅兰芳体系的特色不仅体现在表演技巧和表演美学方面，梅兰芳及其同侪从表演出发进行编剧策划的总体戏剧创作模式也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纵览创作所涵盖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梅兰芳超过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

　　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戏曲

　　20世纪初，学者开始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作品，如王国维引入西方的戏剧理论解释《红楼梦》和元杂剧，对中国戏曲研究和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今天，学者在继续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更要增强文化自信，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戏曲的美学特点。谈到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的根本区别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安奎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美学价值的不同，因此需要做比较研究。强调各种戏剧文化的不同，是要说明各种戏剧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互相不能取代，而应互相理解、吸收和借鉴。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周华斌表示，在20世纪国际戏剧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其经验值得当代中国戏曲界吸收。以梅兰芳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同样值得国际戏剧界借鉴。在新的历史时期，各国各民族的戏剧都值得我们借鉴，中国戏曲界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在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麻国钧看来，世界通过梅兰芳及其优秀的表演初步认识了中国戏曲，但这种认识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在讨论东西戏剧体系的区别时，我们完全可以把梅兰芳作为中国京剧乃至中国戏曲的一个“符号”。

　　无论是梅兰芳表演体系，还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表演体系，它们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不同的文化因素和戏剧观念相结合的结果。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冉常建认为，表意主义戏剧和现实主义戏剧孕育出了梅兰芳表演体系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现实主义戏剧中的有益养分，不断提升中国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能力。一味地认为现实主义戏剧比表意主义戏剧优越的理论观点，以及将中国戏曲直接称为现实主义戏剧的理论观点，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