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滨州6月18日电  （记者张清俐  通讯员梁娟娟）6月10—11日，“孙子兵学与东方智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滨州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孙子兵学的思想精髓”“《孙子兵法》的东传与西渐”“东、西方军事理论比较研究”“孙子兵学与东方军事文化”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研究室副主任王珏提出，中国古典军事思想萌发于人类智力初开时，脱胎于西周初期，形成了严整的思想体系，内容丰富，回答了为谁而战、如何建军以及如何用兵等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赵国华依据中国兵家著作的理论阐释，参照其他典籍的相关论述，对中国兵家经典著作关键词“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赵国华表示，在中国军事史和兵学史上，先秦典籍中的“兵”用于表述一系列军事概念，其主要有三个义项：兵器、军人和战争。

　　滨州学院教授孙远方提出，《孙子兵法》是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象类思维、整体思维、直觉思维和逆向思维。这些思维方式代表着先秦时期思维发展的方向，深入探析这些内容特征，对于构建现代科学思维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装甲兵工程学院学者张有凤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曾以其“绝对战争”理论长期引领西方乃至世界的军事学，但在二战后，孙子的“全胜”战略追求便成为战争问题上的替代性选择。克劳塞维茨的理想战略是“百战百胜”，属于军事层面的制胜观；而具有东方智慧的孙子追求的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是大战略层面的价值观。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哲学上的不同，道胜是《孙子》的哲学，器胜是《战争论》的哲学。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牛铭实以围魏救赵为典型个案，引用现代博弈论模型，重新解析了围魏救赵中的力量与结局博弈，深刻阐释了孙子兵学理论与现代博弈论的相通之处。

　　此次研讨会由滨州学院主办，山东省滨州市孙子研究会秘书处和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共同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