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以法律现象的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在中国法学体系中处于基础理论地位。作为寻求法律智慧的一门学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大背景下，继续深入推进法理学的研究以及实践应用，对构建国家治理法治化有着不言而喻的作用。就相关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

　　为法治中国提供智力支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蓝图，明确回答了当今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学科体系的角度来讲，法理学构成了法学分支学科的‘黏合剂’；从法律实践的角度讲，法理学是疑难案件的‘试金石’。”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雷磊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仅是对社会的某个部分或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厉行法治，而要以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作为智力支持和推动力。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夏立安表示，法理学不仅要研究世界范围内法律演变的普遍规律, 更要研究世界普遍规律支配下中国法律演变的特殊规律, 研究影响和支配现代社会法律运行的现实规律。

　　法学基础理论及其发达程度，决定了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性质、方向和完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贺海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指引、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凸显了我国法理学研究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和责任使命。

　　新生代学者进入理论自觉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理学以及体现了我国法的精神的部门法学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两个百年”战略目标，围绕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成果。

　　贺海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为指导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实践意识，在内容上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理论思想，涉及政治哲学、法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关范畴和内容；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规范理论，涉及法治的基本制度、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法治体系、法治程序、法治结构等范畴和内容；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运行操作理论，涉及法治原理的应用、法治行为、法治实践和法律制度运行等范畴和内容；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相关关系理论，涉及法治存在发展的外部关系，法治与若干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共同存在等现象及其内容。

　　雷磊认为，现阶段我国法理学研究呈现出中生代继续领跑，新生代遍地开花的局面。他表示，从近些年情况看，中生代学者均在关注中国法治的理论建构问题，而新生代学者则进入到了理论自觉和阵营分化的阶段，后者主要包括八种进路：法哲学与法理论、法律与社会科学、法律与认知科学、历史法学、社会理论法学、自然法学、法学方法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推动中国法理学创新

　　正是基于法理学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受访学者认为法理学应该成为法治时代的显学之一。夏立安认为，应该强调法理学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提高法理学科的地位。中国法理学应该面向世界， 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的法律生活， 也要以微观的视角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本国法律命运进行关注。

　　贺海仁认为，法理学研究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会决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推进中国法理学创新，破解中国的法学理论难题，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争取早日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在未来，法理学研究需要确立制度法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和引领作用。”贺海仁提出，法理学研究需要保持与中国特色价值法学和政治法学的辩证关系，处理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互动关系，协调特殊法理学与一般法理学的矛盾关系，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确立中国特色制度法学体系的发展方向。

　　“未来法理学多元的学术格局将继续加深，有希望孕育出独特的法理学理论。”雷磊认为，一方面，我们要正视这几十年来前辈学人留下的学术积淀，另一方面，也需要突破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