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创新，传统的单一学科范围内纯理论性研究难以满足日趋活跃而又丰富的大众审美体验。4月8—9日，“审美与文化创意”高层学术论坛在南方科技大学举办，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跨学科、多角度的学术研讨。

　　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有待提高

　　从美学角度来看，创意孕育着审美理想，体现出创意者对审美理想的潜意识追求，呈现出审美精神向现实生活层面的回归。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彭修银认为，无论是创意思维还是创意设计，无不伴随着对审美理想的追寻。

　　在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蒋述卓看来，创意有时是依托已有审美意象加以延伸的，这可以说是创意的滋长。这种创意的滋长可能有三种方式，即袭用、借用和混用。这三种方式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依据具体内容灵活运用。另外，他将创意的滋长与休闲美学联系起来，认为休闲美学倡导轻松、自在的状态，创意也应在这样自在、自由的状态下滋长，追求审美的延伸。

　　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立勇表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创意，文化产业的前景也取决于创意。这个问题已被大众和学界普遍关注，但迄今还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多学科交叉的系统综合研究。

　　提升审美的建设性作用

　　文化创意的根本价值在于创造新的生活体验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高小康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创意的核心内涵就是审美创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要保护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即保护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涵和生命力。这种精神内涵是不同文化群体的集体记忆、想象与情感认同的内在需要，也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审美价值需要。实现这种美学意义层面的“非遗”保护，意味着传统文化审美内涵的传承、创新与分享的统一。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罗筠筠认为，文化发展的关键是要具有整体性、长远性和可持续性。要活化传统文化资源，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效益，使老字号企业焕发青春，实现“文”和“物”保护并重，使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得益彰。

　　创客运动以分享技术、交流思想为旨趣，是以创新孵化、技术实践、产品研发为其介入或促进社会发展的行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林少雄认为，创客运动涉及对工匠意识与精神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重新定位问题。创客运动不仅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与养分，同时也在不断促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相占看来，审美力量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力，具有建设和破坏二重性。审美在文化创意中占据核心位置，如何规避审美的破坏性就成为生态文化创意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要采取生态审美观，引导文化创意的健康发展，促进审美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作用。

　　当前，日常生活与美学所提供的认知形式之间，已建立起一种更加直接和有效的对应性关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王德胜认为，这种关系的实质在于生活对其“可感性”的塑造。这也决定了美学与生活的关系从原有的“引导性关系”，转向“介入性关系”。由此，产生了美学之于生活的“审美干预”的新的可能。对于当下生活的“审美干预”，不应被固化为一种将生活悬空架构的力量，而应当从生活内部展开。“本来的感性生活”在其中既是美学实现其“审美干预”的核心目的，同时也是美学能够承担当下生活“审美干预”的前提。

　　生产正能量的文化产品

　　当下，需要建立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念，即对人类文明创造各领域、各式成果作融会贯通式的理解。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薛富兴表示，这种广义“文化”观念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进程、新形态、新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旭晓认为，成功的文化产业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应该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要考虑到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应具有积极的思想内涵；二是文化产品能充分顺应市场需求，并有充分的市场流通性；三是能满足人们各个层面的审美需要；四是能走出国门，向全世界提供中国的文化产品，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五是要创新、引导消费。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傅守祥提出，对于大众文化生产的段子化、杂耍化、拼贴化、感官化的“审美时疫”，以及文艺“三俗”之风和过度娱乐化、奢靡化、道德滑坡等弊端必须革除。娱乐只有与文化中更根本、更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才富有价值。

　　此次论坛由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