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献史料的整理颇受学界重视，文献整理类研究项目在课题立项中数量增多，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版发行。但有学者反映，一些文献整理类项目虽有研究之名，却侧重“整理”，忽略“研究”。文献整理是否需要理论的介入、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等话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文献整理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文献史料，其中有些散佚于各地，有些埋没于散杂的旧资料中，均需进一步的发现与整理。在中西方学术史上，文献史料的发现与整理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学术的传承离不开文献史料的相继整理。“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各种新学科群的建立往往得益于极其重要的新史料的发现及新问题的提出。”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葛桂录看来，充分掌握并严肃运用文献，是每一个人文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衡量研究论著学术意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给本领域本学科提供了多少新资料、新文献，引发了多少新问题，展现了多少‘新的学术眼光’。” 他说。

　　对很多学者来说，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构建中，文献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工作构成了这座“大厦”的基础性学术工程。葛桂录认为，这项工作有助于清晰地还原人文科学的历史进程，也是建构科学的方法论与塑造良好学术风气的重要保证，使学术研究真正具有科学性、实证性。

　　在强调思想与理论创新的今天，文献整理不可或缺。“文献整理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如果没有对材料的熟悉，难以有真正的创新。”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建委看来，任何学术思想的建构，都需要基础文献资料的底子，没有资料辨析的理论，除了纯粹的哲学外，多数恐怕只能是无根之谈。

　　用“新的学术眼光”激活史料

　　当前学术界出现了“资料考证派”与“理论批评派”的分歧与争论。葛桂录分析认为，“前者讽刺后者‘旷然大空’式的宏大叙事与体系建构，而后者则瞧不上资料考证派‘掉书袋’式的钻牛角尖而缺失个人思想。”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学术研究中“知识生产”与“思想生产”的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分歧，其实两者同样重要且相辅相成。

　　在徐建委看来，发现问题的眼光是文献整理工作的先导。资料整理需要现有理论的预期，但随着资料分析的深入，也会有超出理论预期的新发现，也就是生长出了新的理论，这应该是资料整理的常态性特点。

　　学术思想、理念、理论的介入，让从事文献整理工作更有方向感，而现实的理论思考能让过去的文献在今天获得新的生命。葛桂录表示，无论是偏重于文献整理，还是侧重于理论总结，对于研究者个体而言，文献与理论的视野均不能少。新的学术创见并不单纯依赖于新史料的发现。即使是最常见的资料，在新的思路下，用新的观念去阅读时，它便成了新资料，也就有了被“新的学术眼光”激活的“新的史料”。特别是跨文化、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拓展视野，获得新的启示。

　　为文献整理注入时代意识

　　文献史料整理工作虽继承了目录、训诂、考据、校注等“史料工作”传统，但在构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视野下，作为基础性工程的文献史料整理工作还需要注入服务于学理建构的新的时代意识。

　　“今天的文献整理应该站在现代学科概念的立足点和高度面对过去的材料，唯有如此才能看清楚历史存在的内涵。”扬州大学教授姚文放认为，文献整理类课题的重大项目对于史料应该体现解读立场、体现项目的研究性。受访学者对此表示赞同。徐建委表示，现代学科范式下的文献资料整理必须是在某种理论建构支撑下才会有意义。

　　中国问题意识如今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共识，也应该成为文献整理的自觉意识。在近日召开的“生态美学·文献基础与理论拓展”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政文认为，文献整理相关课题的开展应该聚焦当下的问题意识，以时代性议题作为课题的红线，统摄整个课题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平提出，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是双向关系，对理论建构的意识会影响研究者对文献的选择，从文献到理论，再从理论到文献，理论研究的创新应该成为项目的旨归。

　　如何展现中国当代学界在文献整理工作中的思想深度与理论高度？姚文放建议，研究者应以今天的学科自觉、理论自觉作为主体性原则，精粹深入地发掘、阐扬材料，不能被资料牵着走；研究应该面对当下问题，具有现实感，体现社会意义与研究经世致用的价值；不同学科的文献资料整理应该持守学科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