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是社会的缩影，组织社会学研究是理解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组织社会学诞生于西方，最初以西方的社会组织为实际研究对象。组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正在经历变化和发展。

　　学者表示，当前的中国不但承受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压力，而且还承受着消费社会、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这些变化使得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方式和组织逻辑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的组织现象与组织方式层出不穷，这为中国组织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遇与挑战。

　　研究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运作逻辑

　　现代社会中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和组织之中。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表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组织社会学是对“组织”本身及其行动领域的一种科学研究。严格地说，组织社会学所研究的“组织”只是一个描述性术语，而不是一个分析性术语，因为其性质的复杂性和行动的多样性，实际上我们很难准确界定其研究对象，而一般只能泛泛而谈。其研究方法涉及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比较常用的有系统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组织实验法等方法，具有典型的交叉学科方法特征。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玉照认为，当前的组织社会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微观层面的具体组织现象的研究，而且更加关注整个社会基本组织方式和运作逻辑的变化和变迁。因此，当前的组织社会学研究面对的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等一个个具体的组织，更多的是在国家与社会、制度与生活等基本理论视角下，运用过程—实践分析、组织决策分析、模型+案例研究等方法直面复杂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运作逻辑。

　　文军认为，近一二十年来，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越来越注重从功能分析转向内涵研究，从组织自身的研究转向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探究与讨论在现有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如何推进组织内外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问题。比如，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网络社会组织就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研究方法上，空间分析、网络分析、大数据分析等新的研究手段也逐步应用到组织社会学的研究之中。

　　国内研究逐渐体现“中国特色”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赵孟营表示，在总体上，组织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在解释中国社会的组织方面存在着理论与经验的脱节，对中国的社会组织仍然缺乏解释力。这种解释力的缺乏，不仅表现在知识体系中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存在“失语”状态，而且表现在知识体系中关于叙述中国社会组织的语境建构的缺乏。

　　当今中国的很多组织现象和组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人类原创意义，亟须中国学者做出很好的解释，并对组织社会学基本理论发展和知识积累作出贡献。刘玉照认为，这一方面需要学者们能够真正深入实践，很好地发现这些新的组织现象，并对其运作逻辑进行深刻理解，另一方面还要在研究的理论化和模型化方面做足功夫，真正形成知识积累，避免只是不断地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讲故事”。

　　当前，中国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正逐渐体现出“中国特色”。文军表示，当前我们不再需要讨论中国要不要发展和培育社会组织的问题，而是研究与讨论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如何进一步推进各类组织的发育和促进良好的、有利于各类组织真正发育的社会基础和条件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的问题。

　　提供认识工具  解决具体问题

　　中国的组织社会学研究还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文军表示，组织社会学既不能像经济学那样一味强调社会组织的效率和功能，也不能像政治学那样专注于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权力抗衡，而是要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着重关注人们原生态的生活形态，关注各类组织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纽带建设、社会信任与互惠基础的产生。因此，如何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服务夯实社会基础，重建新的社会价值观和积累新的社会资本，这不仅是中国组织社会学面临的重要任务，更是广大社会学研究者面临的新任务。

　　刘玉照认为，今后组织社会学研究要更加全面地引介学科既有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正在重复进行的人类社会实践。与此同时，要对新的组织现象和组织实践保持充分的敏感性，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多新的理论和认识工具。

　　文军认为，当前中国组织社会学研究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主要是观念性、操作性的具体问题。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通过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的各类社会服务来夯实组织的社会基础，这不仅是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组织共生互动的基础和彼此成长的动力源泉。了解这些，就可能成为组织社会学跳出单纯的理论研究范式，而从实际出发去服务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