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从何来（下）——人是上帝创造的吗

　　自然科学观点普遍认为，人生从何来的问题，不该由宗教去处理，而是要用科学加以解答。

　　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后，法国的拉马克（Lamarck，1744—1829年），英国的达尔文（Darwin，1809—1882年）、赫胥黎（Huxley，1894—1963年）、德国的海克尔（Haeckel ，1834—1919年）等一大批科学家开始对人类起源问题进行科学的探讨和论证。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达尔文提出的物种进化论。

　　达尔文对人类起源问题研究，在总结前人和同时代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1859年提出了著名的“人猿同祖论”。他认为，人是从某种古猿进化来的，人类和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猿进化到人的过程和一般动物的进化过程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物质世界和人源始于原始物质，由物质而生命，由生命而意识，由意识而精神。

　　达尔文的进化论摒弃了“上帝”为最高原因的假说，认为进化才是万事万物的起源。它依据解剖学、胚胎学和人类残迹器官等方面的大量材料，论证了人类并非自古就有，也非神的创造，而是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从而系统地说明了人类起源和形成的自然历史。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人文科学领域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从何来”问题的看法。它第一次以科学的名义彻底否定了“神创造人”这一根深蒂固的教义，肯定了人是生物进化的自然产物，猿猴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自然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做了成功的探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他只是从纯粹生物进化的观点考察人的问题，还不能彻底说明人类是怎样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即是说，仅仅通过自然选择，还不能充分说明人类的产生。对人类起源问题进一步从社会的本质和基础作出正确解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生从何来”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科学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因为它关涉到人类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类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以及人类的发展方向等深层问题。只有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才能真正说明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谈到人类的社会本质以及劳动在人类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1876年所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更是明确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劳动创造人”的原理。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结论不断地为考古学、古人类学等方面的大量发现和事实所证实。

　　人类的祖先是一种在森林中生活的古猿。它曾经是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从已发现的古猿化石可知，古猿的前肢较短，后肢较长，具有向直立行走发展的有利条件；它的脑较大，也比其他动物发达。但是，古猿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一样，只具有受本能驱使的活动能力。虽然某些动物的某些本能活动可能达到相当精巧的程度，但是，它与人类劳动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例如，人类劳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活动，活动的结果事先已在人的观念中存在；而动物受本能所驱使的活动是无意识的，它们不可能事先“观念地”制造出活动的结果来。再如，人类劳动是人对自然界的主动、积极的改造，人类通过劳动来支配自然界，并在自然界打下自己意志的烙印；而动物的本能活动则仅仅是适应自然界，单纯以自己的存在使自然界发生改变。又如，人类劳动从制造工具开始，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是人类劳动必然的、普遍的要素；而动物无所谓使用“工具”，如果说有“工具”，一般说来也只是它们的躯体（如爪、牙等），某些动物偶尔也使用自然界现成的工具，但它们永远制造不出哪怕是极粗笨的石斧来。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包括猿群在内的其他动物的特征，而制造工具则是人类不同于动物本能活动的根本标志。

　　当然，在人的劳动与古猿的本能活动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使猿转变为人的劳动不是历史上既成的东西，而是从古猿的本能活动中萌发、生长和成熟起来的，是在猿转变为人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活动形式。而人类的各种基本特征的形成都是与这一过程分不开的。大约在2000万—3000万年前的中新世，由于大地和气候条件的巨大变化，森林面积减缩，古猿不得不由树栖生活逐渐改为地面生活。新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使古猿适应地面生活的变异特征，在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中通过遗传逐步积累和巩固起来。它们的后肢渐渐专门用来支撑身体和行走，开始“直立行走”，这在古猿转变为人的过程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由于直立行走，前肢得到了解放，古猿慢慢学会利用前肢把自然界某些现成的物体（如石块、树枝等）当作工具，进行获取生活资料的活动，这是一种动物式的带有本能性质的劳动。虽然古猿在这时还不能制造工具，动物式的本能劳动还没有超出动物本能活动的范围，但是，它已包含着劳动的因素和向人类劳动转化的趋势。它是从动物本能活动过渡到人类劳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这种活动方式逐渐成为习惯，促进了古猿前后肢的进一步分化，使前肢逐渐变为更灵活、更精巧的手。

　　直立行走和手脚分工，造成了古猿的身体结构和心理素质的一系列变化。直立姿势有利于脑髓的发展，由此而来的视听范围的扩大，不断促进着脑组织的复杂化。原来过着群居生活的猿类由于劳动的发展，各成员之间的共同协作、相互帮助越来越必要，以至于到了彼此之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同时，日益扩大和复杂化的自然对象及其属性也迫使人类祖先必须作出更高级的反应。于是，出现了最初的语言和思维，并不断在劳动过程中得到发展。在同一过程中，人类祖先也逐渐由利用现成工具发展到学会制造工具，由本能式的劳动演化为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经过千百万年的演化，经历了亦猿亦人、亦人亦猿的若干过渡阶段，大约在300万年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在地球上正式诞生了。

　　可见，在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人的劳动实践活动起到了根本作用，劳动成为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最终力量。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

　　总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摒弃了上帝创造世界和人之类的荒谬说法，给予了“生从何来”以科学的解答。“生从何来”，其实是人类的“终极追问”，是世界不同文化、艺术、神话、哲学和宗教的共同母题。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答案，我们还不能停留于此。今天，我们要将关于“生从何来”这一人类的接力追问，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拓展到生命现象、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使人们越来越科学和理性地认识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