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高端论坛”在广州举行。此次论坛邀请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相关负责人，共同探讨学科发展的新挑战、新议题、新使命。

　　学科地位边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发展迅速，但又碰到许多难题。新形势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新挑战，不少与会学者感受到公共管理学科所面临的“身份危机”。

　　北京大学周志忍教授提出，目前公共管理学科面临三大尴尬难题。第一，学科发展碎片化。按照教育部学科目录，公共管理学下属学科已发展到9个，涵盖多个不同领域，但学科内部没有坚实内核，各个学校情况不一，整个学科处于碎片化状态。第二，学科地位边缘化。在管理学内部，工商管理、管理科学工程、公共管理等二级学科之间差异明显，公共管理学科在资源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学科自身的归类与评估值得思考。第三，学科发展成果与现实所需之间存在鸿沟。尽管已有不少高水平文章，但对社会影响总体仍然不大。公共管理学科如何发挥其影响，途径尚不明确。

　　不少学者指出，目前国内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迅速，但由于二级学科建制和评估需要，各个学校都需配齐二级学科，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武汉大学丁煌教授指出，同质化现象对综合型大学影响不大，但对有特色学科的学校则不利。复旦大学竺乾威教授则表达了自己在学科划分方面的困惑。他表示，公共行政、行政学均属于政治学，两者只是对Public Administration（PA）的翻译不同，而公共管理学（Public Management）则是PA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流派，现在却被划分在了管理学的范畴。中山大学肖滨教授则提出在一级学科层面单独设立“公共治理学”的可能性，希望改变公共管理学科夹在政治学与管理学之间的尴尬。

　　拓展领域边界

　　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则认为，公共管理学科转型离不开其边界的拓展。他表示，当前学术发展已经进入到“后学科时代”，学术研究已从“学科导向”转化为“问题导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成为主要方向。未来的学科发展，应更多关注大数据、计算机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运用。

　　相对于学者拥抱“大数据”、“计算机技术”的提议，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则较谨慎，他希望能够走出传统行政学研究，在“治理”框架中拓展公共管理学研究，迎来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创新时刻。在他看来，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革命仍然可能。他说，在创建“多中心论”的奥斯特罗姆夫妇之前，行政学一直都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奥斯特罗姆夫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作品中提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生产者是可分离的。这个论点成为公共管理学理论创新的源头。其意涵为，从原来关注行政组织（政府组织）内部的管理挑战，转变为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可以是多元主体、多元网络的（即治理意涵），公共管理学（行政学）研究领域就此获得巨大扩展。

　　回归“政治—行政”本位

　　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经典著作出发，探讨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路径。她认为，威尔逊对行政学的定义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公共管理学不能规避时代赋予的使命。作为学科发展内省的一个阶段，公共管理学的“身份危机”会一直持续下去。这种危机恰好是公共管理学的生命力所在。

　　在新的研究路径方面，何艳玲认为，人类面对的共同事务已经越来越复杂，相互之间存在共性，治理问题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这给予了公共管理学科全新的知识整合的机会，基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望成为学科普遍化的知识。她提出，公共管理研究应该回归“政治—行政”本位，回应社会大事件与世界新变化，注重研究的整体观、历史观，通过跨越时间、国家的研究视角，重新认知中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