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汪耀楠略显拥挤的书房里，一大摞整齐摆放的茶叶盒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力。原来盒子里存放的，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手稿。汪耀楠告诉记者，除了编字典这个“老本行”外，他还是一位古典文学爱好者，对《楚辞》、《文心雕龙》等经典颇感兴趣，留存至今的手稿就是多年研究的累积。“这些手稿出版了，不知道会不会迎来暮年的小小收获期呢？”汪耀楠风趣地说。

　　十五年埋首编撰《汉语大字典》

　　1975年，国家将编写《汉语大字典》的任务交给了湖北和四川两省。为确保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能够顺利完成，两省分别遴选出本地语言文字方面的“精兵强将”。汪耀楠以武汉市中学语文业务骨干的身份被借调到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成为编写组的一员。不久，他凭借扎实的学术积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被任命为《汉语大字典》编委，并担任湖北大学编写组副组长，承担该组主要业务工作。

　　《汉语大字典》是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字典。作为这项“浩瀚工程”的全程参与者，汪耀楠与其他编撰者一样，尝遍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在他看来，这是个绝对马虎不得的事情。因此，即便是为了弄清一个字的来龙去脉，他也会不厌其烦地翻阅许多文献。“就拿‘气’字来说，它既属于古代哲学概念，又属于医学范畴，同时也是天文学名称以及文学评论术语。要对这个字进行精准解释，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汪耀楠回忆道。

　　身为副组长，汪耀楠不仅要完成自己的编撰任务，还承担着整个小组近400万字的通审任务。汪耀楠告诉记者，神经高度紧绷所导致的压力一度让他难以承受。然而重任在肩，不容推卸，他只能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在编撰《汉语大字典》这条路上，他走过了整整15年。

　　汪耀楠感慨地说，他的人生轨迹是被《汉语大字典》改变的，个中滋味只能自己体会。尽管在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中跋涉实非易事，然而能为我国辞书事业作些贡献令他深感欣慰。

　　辞书学注释学理论成果丰硕

　　1990年，汪耀楠的《词典学研究》正式出版，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词典学论文集之一。

　　“我和武汉大学的陈世饶、华中师范大学的陈克炯共同起草了《汉语大字典》的编写方案。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我开始对辞书理论有所思考。凡是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辞书编纂需要‘沟通’的问题，如六书原理、正体字和异体字、名物字、通假字、义项的概括与区分、释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注疏材料的运用、历代训诂成果的运用和吸收、相关字释义的平衡和统一等，都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汪耀楠表示。

　　这套以释义为中心的辞书理论，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辞书编纂传统，还促进了汉语语文词典编纂工艺的现代化，因此汪耀楠被视为中国辞书学传统派的主要代表。

　　后来，汪耀楠又在辞书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将训诂学和古籍整理实践结合起来，写作了我国第一部“注释学”专著——《注释学纲要》。这部著作不仅为我国古籍整理和注释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还在韩国出版，为国外文献的整理研究“助力”。

　　汪耀楠的辞书学、注释学理论研究蜚声海内外。他的学术观点被广为征引，德国曾有对汪耀楠辞书学研究的长篇专题评论，他的注释学著作被认为是20世纪训诂学向理论转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推动建立中国辞书学会

　　在长期的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过程中，汪耀楠深感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于是，他在1988年上海召开的首届中国辞书学研讨会上，率先提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辞书学术团体。

　　汪耀楠不是“纸上谈兵”。1989年和1991年，他分别在武昌、成都主持召开了两次筹备会。1992年，他四度进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一道磋商建会事宜。经过四年的奔波，中国辞书学会于1992年10月27日在北京成立。如今，该学会已成为我国辞书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

　　光阴荏苒，如今汪耀楠已近80岁高龄。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仍在争分夺秒、潜心治学，主持并参与词典的编撰工作。

　　汪耀楠坦言，从事了大半辈子的“辞书学”并非自己所选，长年累月地跟字、词“打交道”也难免枯燥。然而，回想起多年的坎坷和坚守，汪耀楠倒也释怀。“我觉得，学术研究重在不断积累，以不变应万变。唯有如此，才会走得稳健踏实。”汪耀楠这样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