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史记》，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言，上起轩辕，下至汉武，记载了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的精神内核。《史记》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最丰富的文化资源，为验证古史提供了最可靠的人文坐标系，还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源。充分挖掘和阐释《史记》的文化力量和司马迁的人格风尚，探讨《史记》的当代价值，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年关将至，横跨秦晋的黄河龙门大桥弥漫在冬日的薄雾中。并列的悬索桥、公路桥、铁路桥，都叫“黄河龙门大桥”，三座桥梁像三条巨龙，扼守在秦晋大峡谷最南端黄河出口。
从黄河龙门（禹门口）沿“秦晋大峡谷”逆流而上，经过石门，就是孟门，这里有十里龙漕。在龙漕的开端，300多米宽的滚滚黄河水被两岸束缚到30多米，一跃而下50多米，跌入龙漕，势若奔马，声震数里，造就了壮观的壶口大瀑布。
由经学附庸到文史经典——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新科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开创了纪传体例，为后代史书的书写树立了典范。《史记》也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典范，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继承了先秦叙事文学与诸子散文的精神，吸收了抒情文学《诗经》《楚辞》等经典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和风格，成为先秦文学的集大成者和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为后世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自《史记》问世起，至今两千多年从未间断。《史记》如何由经学附庸转变为史学和文学的经典？“史记学”的体系包括哪些内容？记者采访了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新科。
《史记》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自问世以来就备受关注。两千多年来，世人对《史记》的阅读和研究从未停歇，也留下了众多与《史记》相关的传世之作。纵观《史记》研究史，支撑“史记学”从形成并一直走到今天的，不仅是《史记》博大精深的内容，更是《史记》所蕴含的史学价值、传统文化价值和司马迁独特的人格魅力。《史记》浓缩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涵丰富，引人深思。
《史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发展，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巨著。《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先生也将其与至圣先师孔子相提并论，直接赞之为“功业追尼父”。《史记》作为史学经典与文学经典，陆续被翻译成各种外文，传播到世界各地。《史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影响路径，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借鉴。
《史记》于600—604年间由遣隋使传入日本。《史记》东渐日本以来，对日本的史学、文学、政治、教育甚至医学、天文学等各领域均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史传文学的代表，其所包含的恩义、忠孝、礼仪等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当然，司马迁栩栩如生的文笔、刚直不阿的处事品格也打动了无数日本人。简言之，《史记》在日本的传播可分为“内容流布—考证注解—面向大众”三个阶段。
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应诏主持了大规模的古籍整理。经过此次校理，古书始趋于定型。在此之前，文献流传纷乱，门派不同，书无定本，次序先后、篇章多寡尚未固定，内容、文句、行文顺序不尽相同，经过长期传抄，或有增删改窜。司马迁依据的材料，史源广博，《史记》五体多有交叉重叠，作者信则传信、疑则传疑，增加了史料的复杂性。由于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史记》文本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况，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之间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