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官网3月22日刊文介绍了一项题为“世界经济中的帝国主义强占：1990—2015年通过不平等交换对南方国家的消耗”的新研究，该成果由该校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不平等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与奥地利康拉德·洛伦茨进化与认知研究所（KLI）研究员克里斯蒂安·多宁格（Christian Dorninger）等人合作完成。研究人员发现，北方国家严重依赖对南方国家的资源强占来发展自己，北方国家的过度资源消费被转嫁到南方国家；南方国家的损失远超他们得到的国际援助；不平等交换是不发达和全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本报记者日前围绕这项研究的核心内容采访了希克尔。

　　“不平等交换”持续至今

　　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西欧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殖民时代大规模强行掠夺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西班牙攫取了安第斯山脉的金和银，葡萄牙获得了巴西的糖，法国从西非获取化石燃料、矿物、农产品，比利时从刚果获取橡胶，英国则坐拥来自世界各殖民地的棉花、鸦片、谷物、木材、茶叶等商品。这一切又都建立在对南方国家劳动力的强迫剥削之上，南方国家劳工被大规模奴役。这种强占模式对欧洲工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欧洲定居殖民地的扩张和工业化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这些定居殖民地国家同样以相似的帝国主义手段对待南方国家。

　　一段时间以来，一种新的“后殖民无罪叙事”大行其道，其推崇者宣称，世界经济是“唯才是举”的——拥有稳健的制度、健康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的国家将繁荣兴盛，缺乏这些特质或治理不善、腐败的国家将困于贫穷。这一假设构成了国际发展领域的主导视角，并通过诸如“自由贸易和国际化创造了公平的竞技场”之类的言论得到强化。

　　不过，这种说辞随即招致了大量批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持依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出，殖民经济的总体结构仍在起作用，后殖民时代北方国家的工业增长持续依赖对南方国家的资源强占。富裕国家和垄断企业利用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缘政治和商业主导地位，在国家经济层面上和全球商品链中打压南方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因此，南方国家每从北方国家进口一个单位的资源和劳动力，就要向北方国家出口更多单位的资源和劳动力作为报酬，北方国家通过南北贸易实现了“净占用”（即未经由贸易得到同等补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吉里·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将这一过程称为“不平等交换”。

　　“不平等交换”造成了价值从南方国家到北方国家、从外围到中心的隐蔽转移，这当中没有殖民机器的公然强迫，因此不会直接引发道德愤怒。价格被视为代表着“效用”“价值”或“市场机制”（如供需关系）的结果，并掩盖了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不平等对价格的决定性作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差由此成为维持殖民经济的显著特征——强占模式的有效方式，不发达的“过错”被转嫁到真正的受害者身上。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全球化崛起，制造业被大量转移到南方国家。尽管全球工业劳动力和工业生产绝大部分是由南方国家贡献的，但强占模式依然根深蒂固。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强占不仅包括初级产品，还包括工业制成品，如智能电话、电脑芯片、汽车、时装以及中间部件。强占主要是通过全球商品链发生的。北方国家企业利用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在从开采到制造的每一节点上压低南方国家供应商的出价，并设定尽可能高的最终价格。

　　“净占用”程度惊人

　　据希克尔介绍，已有一些学者尝试估算北方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方式强占南方国家资源的货币价值，一般方法是将南北价格扭曲纳入考量，重新计算南方国家的进口收入以反映其损失。阿明的研究聚焦于工资不平等，但无法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整体价格差异的因素。加拿大学者格诺特·科勒（Gernot Kohler）将市场汇率（MER）与购买力平价（PPP）之间的畸变系数作为整体价格差异的代理指标，但这种计算方法亦有局限性，会低估南方国家的损失。

　　更大的问题在于，现有方法通常都基于贸易收入和价格差异估算南方国家的损失，未涉及隐藏于货币化贸易数据背后的实际产品。传统的货币化数据仅涉及贸易商品本身，不包含用于生产贸易商品的上游投入，而上游投入的成本对贸易价格有很大影响，且在分散的全球商品链中，可能涉及许多国家。例如，发达国家出口的一架飞机大多含有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零部件，现有方法可以计算这些零部件的价格，但无法计算发展中国家制造零部件时所用的材料和劳动力成本。

　　为了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希克尔等人采用了一种以生态经济学和工业生态学为基础的新方法，通过对投入产出数据进行足迹分析来定量考察南北贸易中原材料、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情况。这种方法将贸易商品本身以及用于生产和运输贸易商品的上游资源和劳动力（例如机器、工程、基础设施）同时纳入测算范围。足迹指标使计算上游投入成为可能，这样做能更可靠地评估南北贸易中的价格不平等，并将南北资源流的可比性实现最大化。

　　分析显示，1990—2015年，从南方国家到北方国家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净流入规模庞大。仅2015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净占用”就包括120亿吨原材料、8.22亿公顷土地、21艾焦能源和3920亿小时的劳动力，这些“净占用”的价值总和高达10.78万亿美元，占北方国家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1990—2015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净占用”总价值达到242.41万亿美元，占北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4%。

　　就使用价值而言，这种“净占用”使南方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它们流失的原材料、土地、能源和劳动力本可用来满足本国人口需求，培育国家工业生产能力。例如，21艾焦能源足够覆盖南方国家建设必要基础设施的年度能源消耗，以确保65亿人口获得体面的住房、公共交通、医疗卫生、教育、通信等服务。8.22亿公顷土地在理论上足够为60亿左右人口提供有营养的食物。

　　在资源开采地，“净占用”会带来严峻的生态后果。根据工业生态学研究，每年全球物质资源开采和使用量不宜超过500亿吨。然而，2015年全球消耗了870亿吨资源，是最高限的1.74倍；当年北方国家人均资源消耗量为26.71吨，是可持续阈值的3.9倍。希克尔等人发现，北方国家过度资源消耗的58%来自对南方国家的“净占用”。“开采主义”（由发达国家主导，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顾及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性的经济活动）还可能在南方国家资源富集地区引起社会失序和冲突。

　　北方国家从能源“净占用”中获利时，南方国家却在承担气候损失。“净占用”的能源绝大部分属于化石能源，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大多数科学家将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安全阈值设定在百万分之350至百万分之400；以百万分之350计算，北方国家对超出部分的92%负有责任。然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死亡中，98%—99%发生在南方国家；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中，82%—92%由南方国家承受。另外，北方国家对不可再生能源的“净占用”可能导致南方国家未来再无此类资源可用。

　　北方国家猎获价值更多

　　1990—2015年期间，南北贸易中的价格差异通常被归因于生产率差距，即北方国家出口的商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希克尔等人挑战了这一观点。以传统方法计算，劳动生产率由价格而非劳动者的实际生产率决定。例如，当一个北方国家凭借其在全球商品链上的垄断地位压低本国从外国进口产品的价格，提高本国向外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时，该国的劳动生产率似乎上升了，其贸易伙伴国的劳动生产率似乎下降了。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劳动者之间真正的生产率差距非常小；“附加值”说明的不是谁提供了更多价值，而是谁更有权力控制价格。在全球商品链上，附加值贸易（TiVA）表明价值被捕获的地点，而非价值被创造的地点。这项新研究表明，全球商品链上的价值更多是由南方国家创造的，却更多地被北方国家猎获。

　　虽然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净占用”程度令人震惊，但他们并未做出与之相符的补偿。据希克尔等人估算，1990—2015年，北方国家从“净占用”中获得的利益是其提供的国际援助资金的80倍。也就是说，北方国家每捐出1美元，就通过不平等交换强占了价值为80美元的资源。针对受援国计算，南方国家每收到1美元援助金，就失去了价值为30美元的资源。

　　希克尔表示，这项研究可为呼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支付“生态债务”的声音“助威”。北方国家至少应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向南方国家赔偿强占其资源所致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损失。这样做既能满足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也能减少北方国家的过度消费及其给南方国家和全球造成的生态破坏。该研究得出的数据，可作为赔偿金额的参考区间。此外，在计算赔偿金额时，还应考虑到，南方国家遭受的许多损失，如不可再生资源等，都不能仅以货币衡量。生态是生命的基础，金钱不足以偿还生态债务。因此，相应的赔偿必须做到能够消除南北方国家间的资源分配和负担的不公平鸿沟，重建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并帮助南方国家向再生经济转型。

　　希克尔对本报记者说，现行国际发展模式存在明显缺陷。在“净占用”系统内，追赶式发展不可能实现，仅从实体角度看就是不可能的。对南方国家来说，效率更高、效果更佳的发展政策是将自己的劳动力和生产能力集中用于满足本国国民需求。

　　希克尔等人希望此项研究能给国际发展理论和实践带来启示。发展中国家是在不平等条件下加入世界经济过程的。因此，确保发展中国家拥有提升国民生活质量所需的经济、物质和人力资源至关重要。首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应加快自身的民主化进程，加强南方国家对贸易和金融政策的控制能力。其次，北方国家应停止对农业出口的不公平补贴，取消对南方国家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这有助于减轻南方国家的工资和资源价格下行压力，使它们能发展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再次，设立全球性的生活工资标准和环境监管体系，也可为劳动力和资源价格“托底”。

　　希克尔还谈到，自上而下进行上述改革的可能性较低，因为这与当前全球经济结构受益者的利益相悖。结构性变革必须依靠从下至上的政治努力，包括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环境正义运动。同时，南方国家需要运用工业和财政政策巩固经济主权，增强粮食和能源自给自足能力，积极寻找进口替代，维护地区团结与发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