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散文随笔情结由来已久，始于中学时代，但我的第一篇正式散文随笔作品却迟至1981年我快五十岁的时候才产生，地点是在巴黎北站一套公寓的幽暗书房里，那是清朝名将左宗棠后代左景权先生的寓所。

　　中学时代，我的散文知识与散文修养，不外是来自课内与课外两个方面，似乎课外较为主要。其中，古代散文基本上就来自一部《古文观止》；现当代的散文知识，则来自课外阅读，而课外阅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跑书店，“看站书”，每次在书店里一站就是一两个钟头，自由地从书架上取书进行阅读。“五四”以后新文学作家作品我就这样零零碎碎、片片断断浏览阅读了不少，以小说与散文作品为主。在散文方面，虽然我读过的作家不少，但很多都像过眼烟云一样，没有在自己的脑海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而真正在脑海中留下了记忆、真正使我心仪的，基本上有三篇：一是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二是俞平伯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三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我对这三个名篇，简直是有点膜拜，心想，要是我能写出这种文章那该多好。这三篇散文名作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写景写得颇具诗情画意。但我这小小的散文爱好，连一颗小蓓蕾也没有结出来，而且，写景抒情，恰好是我后来散文写作中的弱项，显而易见，我于此无才。

　　在大学，我这点散文情结是一条隐而未露的伏线，没有什么发展，因为，我念的是西语系，我的时间和精力要用在学外文、背单词上，用在应付北大西语系科班教育所设置的许多门繁重的功课上。但在这个过程中，这一个情结却得到了不同方面丰富养汁的滋润，比如说：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大大扩增了我对“五四”后散文随笔的见识；杨伯峻的汉语写作课，则多少给我们提供了写作的实践经验；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通过法文精读课和泛读课，读了不少法国的名篇，其中就有卢梭《忏悔录》中的写景抒情的篇章，左拉激昂慷慨的政论性的散文名篇《我控诉》等，扩大了我的散文视野。而且，我还在课外“结识”了两位散文大家。一位是都德，我大概二三年级就开始翻译都德的《磨坊文札》及其他短篇。《磨坊文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本散文集，它风格素净淡雅，题材平淡自然，有那么一点诗意，有那么一层忧郁的色彩，它不愧是都德的成名作。它对我的影响自然比我原来心中的那“老三篇”影响要大。可以说，都德对我的散文写作的启示就是：写散文不怕题材平淡，就怕没有自己独特的观察与感受，就怕没有情趣。我结识的另一位散文大家是文学巨人雨果。因为我写论文需要参阅雨果的文艺理论，我与雨果的大作《〈克伦威尔〉序》结了缘，这篇洋洋洒洒四五万字的大文，既在文艺批评史上吹响了向古典主义宣战的号角，是当时整个浪漫派在文学创作上的理论纲领，也是一篇气势宏伟、语言形象生动、色彩绚丽的散文鸿篇，我不仅是它的读者，而且也是这篇序言的译者，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如果说都德教会了我如何处理平淡题材的“窍门”，如何把平淡无奇的题材写得有那么一点味道、有那么一点情趣，那么雨果的华章则给我提供了理论批评与散文化文笔结合的典范，使我感悟到评论文章还可以这么写呀，这使我后来有的文章既可以说是学术性的作家作品评论，也可算得上是具有一定文采的散文篇章。

　　研究外国语言文学的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多一双眼睛，可以看外国的名篇；多一扇窗户，可以看外边的散文风光；当然也就多一条渠道，吸取外来文化的乳汁与营养。因此，从大学时候起，虽然北大西语系是把我当作一个法国文学的研究者来培养的，而没有把我当作散文写作者来培养的意思，但是，这个过程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