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生产知识的主要机构，如何更好地促进知识传播与科研成果应用，成为当代大学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

　　科研成果商业化发展模式趋于成熟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主办的期刊《研究政策》曾发文《学术参与和商业化：大学与企业关系的文献综述》，将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定义为：研究人员与非学术组织之间有关知识生产方面的合作。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包括合作研究与咨询、学术专利转让等；两者之间达成的交换条件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如有偿的学术研发，也可以非经济利益为基础，如获得学术研究项目的材料或数据。他们追求的合作成效不仅是发表学术成果，而且要产生更广泛的学术和社会效应，如开拓新的研究思路、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马库斯·珀克曼（Markus Perkmann）认为，商业化应用是科学研究的后续活动，与企业合作可以帮助学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哪些学术研究更具研究价值。虽然大学为学者的科研成果商业化应用创造了外部条件，但学者的主动性和个人追求是决定科研成果商业化应用成功与否的关键。研究人员调查了1980—2011年医学领域科研成果商业化应用的相关论文及论文作者的情况，发现该领域有近一半的研究人员与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学者资历与合作成功概率呈正相关。这是由于高资历学者往往具有更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与企业更快地建立联系，同时学者的人际关系网络还能在与企业的日常互动中得到加强。

　　在瑞典哥德堡大学工业管理专业教授穆林·麦凯尔维（Maureen McKelvey）看来，学者的科研生产力通常与科研参与程度有关，通常比较优秀的学者也是与企业接触更密切的人。此外，学者所在机构对科研成果商业化应用的支持政策和规范，也会影响学者和企业合作的成效。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对待与企业合作的态度上差异很大。例如，生物、医学和化学工程领域的学者更多的是将研究成果以专利转让形式实现商业化应用；社科领域的学者与企业合作的目的包括共同解决企业存在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合理性应用等现实问题。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卡罗琳·莱内特（Caroline Lenette）对本报记者表示，国家政策的扶持是促进学者与企业合作的重要因素。在美国《拜杜法案》发布后，美国大学的专利申请数量大幅上升，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企业与学者进行了良好的合作，最终大部分专利得到了商业化应用。这些商业化应用的科研成果不但在质量上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存在一定的学术潜力，更具有实用价值。然而，我们也看到，学者对激进式商业化合作形式很反感。因此，必须处理好学者与企业合作的关系与界限，才能使这些专利真正发挥作用。

　　加速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多维方案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梅莱妮·达文（Melanie Davern）近日在对话网发文称，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具有巨大经济利益。例如，以色列的研发费用比例全球最高，同时以色列拥有最成功的科研商业化模式，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每年研究产品的销售产值已达到20亿美元。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政府对科研投入重视不足，致使澳大利亚科研机构每年的研发支出一直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如果澳大利亚的大学无法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科研成果商业化发展模式，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学术危机，甚至失去关键领域的研究能力，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诸多方面。首先，越来越多的学者被取消了固定的教师终身职位，临时聘用模式导致澳大利亚失去很多优秀人才。其次，学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撰写科研拨款申请及科研基金申请，以至于无法集中精力进行创新性、高质量研究。再次，澳大利亚目前没有直接的联邦研究基金支持大学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应用，而大学本身也很难拿出大量资金用于科研成果商业化发展，仅在生物领域有部分学者与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互动。最后，澳大利亚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制定规则和引导学者与企业建立联系，很多学者根本不了解也无法预测其中可能涉及的法律、技术等问题。

　　针对当前澳大利亚科研成果商业化应用面临的现实问题，莱内特建议，变革学者的评价机制，打破依靠研究资助成果数量和刊发论文篇数来衡量学者学术水平的单一标准，纳入其他因素，如学者与企业科研合作的效果等。同时，要激发企业与学者的合作意愿，给予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想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科研成果商业化发展模式，澳大利亚政府必须制定完整的政策框架，让所有学科领域学者找到与企业合作的兴趣点。大学及科研机构要做出改变，以支持科研成果商业化应用的快速发展。例如，更新财务运作模式，奖励与企业合作的科研人才，充分调动学者的积极性；将与企业合作经历纳入博士生职业培养过程，加强青年学者的跨学科研究能力，最终使其发挥最大社会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