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近日，英国剑桥大学艺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心官网刊发该校哲学系讲师安娜·亚历山德罗娃（Anna Alexandrova）撰写的文章。亚历山德罗娃在文中提到，在哲学中，“幸福”（Well-Being）指的是本质上或非工具上对某人有益的东西。财富作为工具性商品只是人类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幸福才是让人变得美好的东西。然而，幸福不仅仅是哲学领域的术语，它还与其他不同的学科领域息息相关。

　　目前，让哲学家对“幸福”下定义时，他们往往会将其放在传统的伦理学和元伦理学（metaethics）语境下进行分析。“幸福”在这种定义下所呈现出来的价值不是道德价值、审美价值，更不是政治价值，而是审慎价值（prudential value）。

　　亚历山德罗娃认为，关于幸福的哲学解读是非常抽象的。我们应该打破这一模式，提出适用于每个人的幸福哲学实践，这就需要我们从最普遍的层面探讨构成幸福的要素。例如，幸福最终是由积极的价值体验（positively valenced experience）（享乐主义）、特定欲望的满足（欲望满足理论）构成的，还是由一些客观的目标（客观清单理论），诸如知识、美德和健康的身体等构成？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都会引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将“高级”的幸福哲学理论转化为各种“中级”幸福哲学理论。所谓的“中级”幸福哲学理论，是指对特定环境下特定类型的人的幸福感的解释，譬如儿童的幸福感。一般来说，中级幸福哲学理论更具实用性价值，可以用作政策实践的基础。

　　那么，幸福的衡量标准和中级理论是如何构建的呢？亚历山德罗娃认为，早期的幸福概念来自经济学领域，20世纪经济学家设计了与幸福相对应的偏好满意度。而衡量偏好满意度最直接的方法是观察人们的行为，特别是消费行为。简单地说，人类能负担得起的商品和服务越多，其境况就越好。因此消费和收入成为衡量幸福的主要指标。到了20世纪中后期，社会学家将经济行为之外的“社会指标”纳入幸福的衡量范围，包括儿童死亡率、受教育机会、预期寿命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幸福还成为心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家又将类似人格这种类型的指标，纳入新的统计和调查范围进行探索。在幸福心理学中出现了两种研究方法。在第一种方法中，幸福被理解为效价心理状态（valenced mental states），即人类可以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很少经历消极心态。在这种研究方法中，幸福通常都是通过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进行汇总和分析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是通过对一个人整体生活状况的判断，来衡量其是否幸福。在这种方法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自由地将情绪以外的因素纳入其中。它不同于“客观”的幸福指标，因为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消费行为与幸福无关，他们可以自行忽略。随着这些经济、社会和心理测量方法的发展，幸福的衡量指标开始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可以说，衡量幸福的指标从最初的经济指标（如GDP）逐渐转向了主观指标。这一转变引发了人们对这些幸福概念的进一步研究，让未来有关幸福的研究更全面、衡量指标构建模型更健全，这对人类进步具有积极影响。（赵琪/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