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科学交流，对美国科学发展作出了贡献。现在美国科学家反对特朗普限制国际科技交流、限制移民的做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种限制对美国科学发展也是一大损失。”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王作跃，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近期举办的“中美科技交流历史研究”系列讲座中，作主题为“陈省身、华罗庚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讲座时提到。

　　王作跃长期从事美国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包括中国留美科学家与中美科技交流历史研究，2003年获美国科学史学会普赖斯—韦伯斯特论文奖，成为该学会史上第一个华人获奖者。其著作《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一书曾获《科学》杂志书评的高度评价。

　　讲座期间，王作跃通过主要人物之间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史料和相关研究，重现了陈省身和华罗庚这两位杰出的华人数学家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学术访问、与美国同行交流的那段历史，从历史视角对陈省身最后决定赴美任教、华罗庚决意返回新中国，以及中美交流过程中谁是受益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人的动机总是多元的，某个重大决定的做出从来不是由于单一的原因，往往是复杂的、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在分析两位数学家做出去留决定时，王作跃谈到，小到个人，大到群体、社会、国家，我们都要认识到动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切勿将历史简单化，否则会让公众、决策者产生错误的理解，后果非常严重。

　　在谈到中美两国科技交流史时，王作跃表示，从整个20世纪中国科学家的留学背景看，来自美国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中美两国科学交流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46年陈省身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回国后，开设数学培训班并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数学人才。华罗庚1950年回国后，在数学、计算机领域，开启了很多重要性的工作。但是，中国学者在美国访学对美国的贡献也不可忽视。两位数学家在美国发表文章、培养学生、与美国科学家相互交流、相互启发，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表示，学术访问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这种流动性十分特殊，无法替代。这两位数学家在中美两国间的来回流动，重塑了两国数学界甚至其他科学领域。

　　在讲座中，王作跃谈到一个细节，陈省身在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通信中，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希望前往普林斯顿访学。他在信中表示，这项访问不仅对他个人很重要，也有助于中国科学的发展。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数学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O. Veblen）可能受到陈省身的启发，马上写信给美国国务院，请其提供访学经费，作为美国帮助中国发展科学的一种方式。陈省身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期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有学术创造力的时期，先后发表了数篇著名数学论文。此外，陈省身帮助美国同行读懂了法国几何学大师埃利·嘉当（E. Cartan)的研究，促进了欧美数学家之间的交流。陈省身还在美国发表文章，在美国各个大学作讲座和培养学生。陈省身的这些工作和活动，大力推动了美国科学特别是数学的发展，成为跨国学术交流对美国科学作出贡献的有力证明。

　　同样，1946年华罗庚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后，一直和他保持通信、帮助他申请访学事宜的数学家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非常高兴，给院长写信帮他找资助，称他是“极其有价值的学者”。这是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是科学家之间欣赏彼此才华的自然表达。这种面对面交流，是远距离交流或通信无法做到的。

　　王作跃认为，二战后，在国际科学美国化的同时，美国科学也在逐步国际化。二战以来，从科研经费、学科带头人到诺奖获得者，美国占绝对领先优势。例如，美国的诺奖获得者占全部诺奖获得者的54%左右，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诺奖获得者人数的总和，这是国际科学美国化的一个侧面。但在研究美国的诺奖获得者名单时就会发现，这些科学家的出身表现出明显的国际化，有大概三分之一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出生，这还不包括一些在获奖时还未加入美国国籍的学者。而在美国的访问学者、留学生等更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这些“临时移民”都对美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讲座结束后，王作跃就当代中美之间学术交流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两国科技交流对中国和美国都非常重要，主要原因是我们现在面临很多全球性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农业、人口、健康、核军备控制、人工智能等诸多方面。这些问题都需要各国科学家，尤其是中美科学家加强合作才能解决，这对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非常重要。所以，现在特朗普的政策是一种暂时性的倒退，气候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没有2014年中美政府之间关于气候变化达成的协议，就没有2015年《巴黎协定》，而要实现这个协定，还需要中美之间继续进行合作，希望中美双方能尽快回到合作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