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书《高等教育的两声欢呼：为什么美国大学空前壮大以及它们如何应对挑战》。该书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社会学与公共政策杰出教授史蒂文·G. 布林特（Steven G. Brint）。

　　基于对1980—2015年美国高校发展情况的分析，他提出，虽然存在学生贷款负担剧增、政府对高校的拨款锐减、在线教育平台扰动高等教育市场等令人不安的动向，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规模、实力和国内外影响力仍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拓展知识疆域、带动技术革新和应用、增进社会融合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高校促“创新”与“融合”

　　布林特谈到，高校的传统使命在于实现两大目标：学科知识的扩展，学生认知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增长。虽然高校历来也有许多“附带性活动”，如成立校办企业、组建学生社团、举办校际体育竞赛，但上述两个目标一贯占据首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至今，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两个新动态，一是“创新运动”，即高校通过研发具有商业潜力的新技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创业活动，促进高校、产业、政府之间的合作；二是“融合运动”，即高校为女性、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进而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

　　高等教育以学术专业性为核心的传统对这两个新动态以接纳为主，同时保留自身原有功能。教研人员对学术界以外更具应用价值的研究兴趣渐增，但大部分研究仍聚焦于解决本领域同行发现的问题，学科专业细化趋势仍在继续；高校扮演了“社会融合助推器”的角色，但仍通过考试、选拔性录取、鼓励有潜力的学生攻读高等级学位等方式，履行识别高精尖人才的职能。不过，“创新运动”与“融合运动”也制造了一些对立局面。例如，新技术的研发集中在研究型大学，严格的选拔标准、较高的学费限制了这些学校推进社会融合的能力；推动社会融合的责任主要由教学型大学承担，尤其是依赖政府拨款的学校。探索最前沿学科知识、最尖端技术创新的人常感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他们的目标关系不大，致力于拓宽高等教育准入的人也常以批判甚至反感的目光看待学术精英和技术创新先锋。

　　高等教育参与率快速上升

　　在布林特看来，过去30多年里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黄金时代。

　　1980—2010年，高校科研支出增加了8倍多，“科学网”（Web of Science）收录的高质量论文增加了近3倍；尽管学费持续上涨，2000—2010年美国高校入学人数仍从1530万增至2000万，到2012年，25—29岁美国青年人中有三分之一完成了四年制本科教育，近2500万美国人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1980—2015年，高校每年颁发的本科学位数量增加近一倍，每年颁发的研究生学位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成员也越来越多地踏入大学校门。1970—2010年，女性在美国高校本科生中占比从42%升至57%；1980—2015年，少数族裔在美国高校本科生中占比从14%升至32%。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驱动力不只是“创新运动”与“融合运动”，还包括来自政府、慈善机构、私人捐赠者的可观资助，高等教育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雇主和学生对高校能够培养的技能的兴趣；高校本身也在努力寻找资源以证明自己的学术实力，来自高校的科研成果还为推动人类经济发展、改善生命健康、提高生活便利度作出了极大贡献。

　　高等教育参与率快速上升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本科和研究生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青睐。据美国乔治城大学教育与劳动力研究中心2011年估算，本科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薪资平均高出68%，一生收入平均高出150万—220万美元；拥有职业性高等学位者（如医生、律师）比普通本科毕业生薪资平均高出59%，一生收入平均高出220万—370万美元。尽管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初入职场时工资水平相近，但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工资增长曲线明显更陡峭。

　　高校毕业生的工资优势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衰退也有密切关系，不希望在职场上被边缘化甚至淘汰的人基本都会选择读大学，而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多，雇主对“缺少读大学的动力”的劳动者也越发“看不上”。政府的支持同样为高等教育普及提供了巨大助力。美国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1964年发起的“反贫困战争”、1965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都将教育作为国家和个人进步的必要途径，为接下来几十年里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65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曾说“我们国家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可归为一个词：教育”。2013—2014学年入学的2000万名本科生中，近1200万人使用了学生贷款，其中联邦贷款达到864亿美元，私人贷款也达到150亿美元。

　　高等教育学费高昂

　　布林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民意调查来看，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担心集中于学费高昂、教学质量不均、一些教职人员政治倾向过于强烈。

　　高等教育成本无疑在上升，但政府提供的学费资助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减免了很大一部分开支，且从毕业后收入来看，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笔对个人未来极富价值的投资。布林特认为，当前公众讨论的“学生贷款危机”略有夸张之嫌，大多数学生的贷款数额并未超出偿还能力，最有可能背负巨额贷款的是无法毕业的学生、就读于营利性高校的学生以及某些研究生。学费贷款成为严重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学生希望毕业后立即偿清贷款，但职业生涯早期薪资常达不到这个水平。因此，布林特等一批社科学者提倡设立“与收入关联的”学生贷款偿还机制，允许毕业生在工资提高后偿还更高比例的贷款。

　　美国高校目前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终身教职岗位数量虽然没有减少，但跟不上学生数量的增长。学校聘用了大量兼职教师来承担增加的教学任务，但兼职岗位工资较低，且有研究显示，兼职教师的教学水平低于全职的、已获得终身教职或处在“终身轨”（tenure track）上的教师。由于终身教职人员的雇佣成本较高，随着高校入学率升高，兼职教师恐怕会更普遍。

　　值得关注的现象还有，许多学生在高校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未达到应有的量与质，入学人数逐渐多于完成学业人数。布林特提出，高校应大力采取措施帮助更多学生毕业，包括在教学中融入更多学习科学的经验成果，更注重深层次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升级对学生的支持服务，将认知科学的研究发现与新技术辅助的个性化指导相结合，以弥补学生的个体缺陷。而且，美国“精英”高校与“普通”高校之间长期存在鸿沟，名列前茅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在科研生产力、学生社会经济背景、考试成绩等方面，更接近顶尖私立大学而非一般性公立大学；高等职业教育受到的重视不足，只有少数州对职业教育导向的两年制高校给予了较大力度的资金支持。

　　有人认为，美国高等教育正在深度商业化。但布林特表示，美国营利性高校的高峰期可能已经过去，其竞争力明显不如更“正统”的非营利性高校。

　　此外，近年来美国高校内政治偏见凸显、学生抗拒接受不同观念的案例增多，虽然绝大多数教师都将个人政治立场置于课堂之外，但高校尚未形成开放、自由的讨论空间。对于重要公共议题，布林特认为，高等教育应鼓励观点的多样性，更应强调对证据的尊重及对相关背景的了解。

　　（本报华盛顿1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