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沉渣泛起，以及大国综合国力对比的不断变化，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在此形势下，全球治理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动。以往一家独大的美国越来越不愿意更多地承担国际治理责任，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国间的国际领导力正处于一个快速消长的阶段。

　　6月19—20日，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联合主办的“新世界中的国际领导力”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与会的数十名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未来世界的国际领导力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国际领导力处于关键阶段

　　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领导力在当下的世界中处于一个发展和变化的关键阶段。国际领导力未来将以何种形式、结构和特点出现，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关于当下国际领导力的发展和变化，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彼得·马库斯·克里斯滕森认为，目前学界一直争论的话题是，全球权力中心是否逐渐从“衰落”的西方转向诸如金砖国家这样“崛起中的大国”。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英国退出欧盟等，让欧盟和北约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有学者表示，他们可能见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并且进入了大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的时代。学者认为，由于国际领导力缺位，将来可能出现一个“无极化”世界。

　　哥本哈根大学国际冲突解决中心主任奥利·维夫表示，随着美国的日趋衰落，国际体系中或将出现一种新兴的领导结构，但是对于这种新型结构的名称、含义的正确描述尚有待完善。在这种新型结构中，谁将担任何种类型的领导角色，也将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一些学者认为，未来将出现“多极化世界”、“无超级大国世界”、“无极化世界”或者“新的混乱的世界”等。维夫表示，这些概念上的微小差异将带来关于未来国际体系中合作和冲突模式预判与解释的重大差异。

　　维夫认为，未来可能没有全球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存在，各个大国将在不同的地区舞台中施展自己的力量。这意味着未来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模式是去中心化的，而不是将世界领导权作为核心竞争目标。因此，国际领导力将在不同地区与不同领域中，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

　　传统观念认为，全球治理或者区域治理是国际领导力发挥作用的领域。但是有学者主张，未来国际领导力并非一定会受到地理位置的束缚，它可能在不同的功能性领域发挥作用。英国华威大学政治学教授肖恩·布莱斯林提出，研究国际领导力还需要关注国际领导者以外的国际行为体如何以及为何依附于这些国际领导者。他对本报记者表示，研究追随者的来龙去脉也是研究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国际领导力展望

　　未来中国将在全球扮演何种角色？中国如何塑造国际领导力并将以何种形式呈现？对此，学者们各抒己见。

　　复旦大学校长助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表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更具影响力的角色，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发展领域具有关键作用。未来，中国有可能为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促进型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以中国现有的国际领导实践为基础，在世界事务中能够提供一种可持续的和建设型的领导作用。其关键特征之一是集体性的而非强制性的，是一种双赢的而非唯我论的领导模式，比“霸权型领导”更具有吸引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探讨了“非霸权领导力”这一概念是否有意义。同时，他还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为案例，审视了中国领导力的特点。他表示，中国可能是21世纪世界舞台和全球治理领域不可或缺的领导者。

　　美国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蒲晓宇表示，一般来说，一个崛起的大国会优先寻求其在它所处地区的领导地位，然后才考虑其在全球的领导角色。但是对于中国和巴西两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前者遵循了上述路径，而后者正好相反。蒲晓宇提出“地位采购”概念，对上述现象进行了解释，并对“新兴大国总是会在全球舞台上将自身地位最大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库珀表示，从历史来看，一个渴望获得更高国际地位和更强国际决策能力的国家，可能通过一场对老牌强国的战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中国并没有重复这种老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严冰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的策略上具有一定的“二元性”，中国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具有较高的机动空间。此外，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孙学峰从大国与伙伴国关系的不同模式角度，对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领导力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