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随着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难以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随着收入停滞、财富缩水、债务增长，美国中产阶级肩上背负沉重负担。近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文·普雷曼（Steven Pressman）对美国以及其他8个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发展趋势与现状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目前美国中产阶级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良意见。

　　中产阶级稳定经济社会体制

　　普雷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治层面来看，社会严重不平等会降低民众对政体的信任程度，而中产阶级的存在可以作为贫富阶层之间的缓冲层。中间阶层的力量越壮大，一个国家就越稳固繁荣，中间阶层的力量越弱，就越容易导致政治上的分化。

　　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曾提到，中产阶级的壮大意味着有更多人可以享受生活而不只是为了温饱而奔波。普雷曼表示，比起富裕家庭，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要高很多。如果中产阶级的比例扩大，意味着更多国民收入流到消费意愿更强的人群手中，多出来的消费有助于为社会增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

　　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院长詹尼·罗索夫（Jannie Rossouw）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产阶级的存在对任何经济体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产阶级为经济社会体制带来必要的稳定性。中产阶级拥有稳定收入，承担社会中一大部分消费，特别是在半耐用以及耐用品领域，由此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与社会投资的增加。同时，中产阶级家庭还缴纳大量所得税，用于社会发展。一个国家整体摆脱贫穷的特征之一就是中产阶级出现，并进一步为自身与家庭寻求更好的生活质量。

　　美国中产阶级规模相对较小

　　在谈到美国中产阶级当前存在的问题时，普雷曼从两方面进行说明：一是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例降低。根据普雷曼的研究数据，2013年美国约有50%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而1980年该数字是80%。整体来看，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中产阶级比例持续下降。二是与其他发达国家60%—70%的中产阶级比例相比较，美国中产阶级规模相对要小很多。

　　对于美国中产阶级为何规模相对较小并仍在萎缩，在经济层面流传最为广泛的解释是，贸易流通与机械化发展夺走了中产阶级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普雷曼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贸易流通加快与机械化的使用已经影响到了全球发达国家，然而并不是每个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都降低了。意大利、挪威等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基本保持恒定，而法国中产阶级比例甚至有所上升，英国中产阶级比例虽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下降很快，但之后又呈现上升趋势，美国中产阶级比例降低的程度比这些国家都严重。

　　对于不同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规模的变化情况，普雷曼分析认为，这表明与国际贸易发展和技术进步等全球因素相比，各国的不同政策是造成中产阶级比例变化不一的主要因素。

　　税收比例影响中产阶级规模

　　普雷曼研究发现，高税收国家往往拥有更高比例的中产阶级。法国、挪威与瑞典的平均税收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比例较高的。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税收负担最低的国家之一，其税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8%，然而，美国中产阶级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相对较低。

　　为了进一步证明税收对美国中产阶级规模的影响，普雷曼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削减税收，到21世纪初布什总统再次减税，美国中产阶级的比例都呈现大幅降低的情况。事实证明，较高的税收确实造就了更具活力的中产阶级。这是因为税收可以使一个国家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中低收入家庭，其中包括失业保障、高水平的公共教育体系、退休后的收入支持以及带薪产假与子女津贴等家庭友好型政策。

　　普雷曼表示，政府提供给中产阶级家庭的支持政策与项目在英国发挥了很大作用。20世纪80—90年代，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期间，相关政策与项目被忽视，英国中产阶级比例由1979年的60%跌至1994年的52%。而撒切尔的继任者托尼·布莱尔则积极推动支持中产阶级家庭的政策与项目，2010年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比例回升至57%。

　　罗索夫表示，美国中产阶级出现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过高的欲望与收入增长不匹配，后果就是中产阶级在耗尽积蓄的同时不断增加借贷以满足消费欲望。中产阶级借贷水平反映了他们对即时满足的需求，而不是坚持对具有长期利益与回报的事物进行投资。罗索夫认为，想要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就要改变其消费习惯，鼓励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同时注重有长期利益回报的投资。他表示，消费文化的建立用了几十年，而改变这种文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